活着为了讲述(八品)

妈妈让我陪她去卖房子。我的家人当时住的镇子离巴兰基亚很远。那天早上，她赶过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找我，四处打听。知情人指点她去世界书店或附近的咖啡馆找找，我一天去那边两次，和作家朋友们谈天说地。那人嘱咐她：“千万小心，那帮人疯得厉害。”十二点整，她迈着轻快的脚步，从码放着书的桌子间走过，出现在我面前，一脸坏笑地看着我，这笑让人想起她昔日的美好时光。在她说出“我是你妈妈”之前，我都没反应过来。
她变了，乍一看，都认不出来。妈妈四十五岁，将近十年怀胎，至少十年哺乳，生养了十一个儿女，早早地便已是满头银丝。她刚戴上老花镜，眼睛看上去大了一圈，眼神更显讶异。她身着重孝，为她的母亲服丧，尽管如此，她仍保持着婚纱照上的古典美，又添了成熟女人的韵致。拥抱前，她用她一贯郑重其事的口吻对我说：“我想请你陪我去卖房子。”
不用说哪栋房子、位于何处，这世上只有一栋房子属于我们：那座位于阿拉卡塔卡的外公外婆的老宅。我有幸在那儿出生，然而八岁起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念了三年大学，刚从法律系辍学，我的时间净用在读书（抓到什么读什么）和背书（背诵绝无仅有的西班牙黄金世纪诗歌）上了，借阅的译作已足以让我掌握小说创作的技巧。我在报纸增刊上发表了六个短篇，赢得了好友们的赞誉和一些评论家的关注。下个月，我就满二十三岁了。我逃过兵役，得过两次淋病，义无反顾地每天抽六十根劣质香烟，在哥伦比亚的沿加勒比海城市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游荡，为《先驱报》撰写每日专栏赚取聊胜于无的稿酬，天黑了，就随便在哪儿凑合一夜。前途一抹黑，生活一团糟，我还嫌不够，居然要跟一帮形影不离的朋友创办一本胆大妄为、穷途末路的杂志，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已经为此筹划了三年。我还有什么指望？
并非品位独到，而是因为囊中羞涩，我领先于潮流二十年：胡须如野草，头发似鸡窝，身穿牛仔裤和花里胡哨的衬衫，脚上是一双朝圣者的凉鞋。那时，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在黑灯瞎火的电影院里对别人说：“可怜的加比托没救了。”她不知道我就在附近。所以，当妈妈让我陪她去卖房子，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她。她说路费不够，我碍于面子，说我会出自己那一份。
靠报社，没法儿解决路费问题。每日专栏三比索；要是人手不够，写篇社论四比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想去预支薪水，经理说我早已债台高筑，欠了五十多比索。那个下午，我做了一件朋友们谁也做不出的事。我在书店旁的哥伦比亚咖啡馆门前堵住了书店老板，年长的加泰罗尼亚学者堂拉蒙·宾耶斯，向他借十比索。可他身上只有六比索。
当然，妈妈和我都没想到，这趟短暂、单纯的两日之旅对我来讲意义重大，纵使长命百岁，埋首笔耕，也无法言尽。如今，我已七十五岁出头。我知道，那是我作家生涯，即我一生之中*重要的决定。
从出生到少年时代，记忆关注未来，忽视过去。因此，我那时对故乡的记忆才会一如往昔，未被乡愁理想化。故乡宜居，大家彼此相识。镇子沿河而建，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黄昏（尤其十二月间），雨后初霁，空气如钻石般晶莹剔透，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白雪皑皑的山顶仿佛就在河对岸的香蕉种植园里，阿鲁阿科族印第安人像一排排小蚂蚁，背着姜袋，为承受生命的重担而嚼着古柯，沿着山脊蜿蜒前行。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幻想着能用常年积雪在酷暑的街道上打雪仗。天热得令人难以置信，午睡时尤甚。大人们总是抱怨，仿佛高温在每天都是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自出生以来，我总听到有人不知疲倦地唠叨，说铁轨是夜里铺的，联合果品公司的房子也是夜里建的，因为白天晒得滚烫的工具根本没法儿用。
从巴兰基亚到阿拉卡塔卡，只能乘坐破烂不堪的汽艇驶出殖民时期奴隶挖成的航道，穿过一大片浑浊荒凉的沼泽，来到神秘的谢纳加，*后转乘普通列车—刚投入使用那会儿，是全国*不普通的列车—前往辽阔的香蕉种植园，途中无数次停靠在尘土飞扬、热浪滚滚的村庄和孤苦伶仃的车站。这就是一九五○年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晚上七点—正值狂欢节前夕—妈妈和我要赶的路。老天爷莫名其妙地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揣着三十二比索，要是没法按照事先说好的条件卖掉房子，这点儿钱勉强够我们回来。
当晚信风大作，我在河港费了好大的劲儿劝妈妈上船。她不是没有道理。汽艇是缩小版的新奥尔良蒸汽船，燃料却是汽油，整个船身发高烧似的抖个不停。船上有个小厅，可以高高低低挂好几层吊床；摆着几排木椅，乘客们推推搡搡，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货物、鸡笼甚至活猪抢占座位；客舱没几间，闷得厉害，像军队营房，两张上下铺，基本永远被下等妓女霸占着，她们在旅途中提供紧急服务。客舱没空铺，我们又没带吊床，妈妈和我只好占领中间过道上的两把铁椅，好歹能坐一夜。
妈妈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马格达莱纳河紧邻入海口，河水有海水的气势，暴风雨将这艘胆大包天的汽艇吹得摇来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