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八品)

引言　如何理解复杂社会
有人曾经问我：“作为历史写作者，你*感惋惜的是哪段历史？”
我回答说：“*惋惜的不是哪段历史，而是每一段历史。”
历史，其实是一门漏斗式的学问。这个世界每时每刻发生那么多事，但只有极少数会被极少数有心之人记下来，并以此抵抗人类健忘的记性。不信的话，我们每天刷那么多条短视频，看那么多篇公众号文章，但要叫我们回想起去年看过的内容，怕也困难，更不用说五年或十年前的了。
然而，即便是这样，什么样的事情被记下来，什么样的事情没被记下来，也经常是被记录者自己的认知与好恶决定的。有些人爱去跟踪特朗普或普京这样的政治人物，却不免忽略了身边的小事。其实，谁上台做美国总统，不见得比谁发明了健康码更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不幸的是，人们总是愿意记住聚光灯下的前者，而忽略了隐在角落的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那么容易真正理解改变世界的力量是什么了。
更不幸的是，这些有心之人记下来的，还只是历史材料。从材料到历史著作，其间要再经过几层的筛选，而筛选的人又恰恰是一些闷坐书斋中的历史学家。倘若这些历史学家再因为自己的认知与好恶筛掉大量的材料，仅仅留下他认为重要的少数内容，那么，我们读到的历史恐怕就更加狭隘和偏颇了。
被筛选的历史
这里谨举两个例子来概述一下我的感慨和惋惜吧。**个来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在其卷十七“姑妄听之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胶州法南墅，尝偕一友登日观。先有一道士倚石坐，傲不为礼。二人亦弗与言。俄丹曦欲吐，海天滉耀，千汇万状，不可端倪。南墅吟元人诗曰：“‘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三竿’，不信然乎！”道士忽哂曰：“昌谷用作梦天诗，故为奇语。用之泰山，不太假借乎？”南墅回顾，道士即不再言。既而踆乌涌上，南墅谓其友曰：“太阳真火，故入水不濡也。”道士又哂曰：“公谓日自海出乎？此由不知天形，故不知地形；不知地形，故不知水形也。葢天椭圆如鸡卵，地浑圆如弹丸，水则附地而流，如核桃之皴皱。椭圆者，东西远而上下近，凡有九重。*上曰宗动，元气之表，无象可窥；次为恒星，高不可测；次七重，则日月五星各占一重，随大气旋转，去地且二百余万里，无论海也。浑圆者，地无正顶，身所立处皆为顶；地无正平，目所见处皆为平。至广漠之野，四望天地相接处，其圆中规，中高而四隤之证也，是为地平。圆规以外，目所不见者，则地平下矣。湖海之中，四望天水相合处，亦圆中规，是又水随地形，中高四隤之证也。然江河之水狭且浅，夹以两岸，行于地中，故日出地上，始受日光。惟海至广至深，附于地面，无所障蔽，故中高四隤之处，如水晶球之半。日未至地平，倒影上射，则初见如一线；日将近地平，则斜影横穿，未明先睹。今所见者，是日之影，非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至日出地平，则影斜落海底，转不能见矣。儒家盖尝见此景，故以为天包水、水浮地、日出入于水中，而不知日自附天、水自附地。佛家未见此景，故以须弥山四面为四州，日环绕此山，南昼则北夜，东暮则西朝，是日常旋转，平行竟不入地。证以今日所见，其谬更无庸辩矣。”
南墅惊其博辩，欲与再言。道士笑曰：“更竟其说。子不知九万里之围圆，以渐而迤，以渐而转，渐迤渐转，遂至周环，必以为人能正立，不能倒立，拾杨光先之说，苦相诘难。老夫慵惰，不能与子到大郎山上看南斗（大郎山在亚禄国，与中国上下反对，其地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极入地三十五度），不如其已也。”振衣径去，竟莫测其何许人。
记得**次读到这段，正在上高中，那种震撼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这段说的是，胶州有个叫法南墅的人，跟朋友一起登泰山日观峰，谓其友曰：“太阳真火，故入水不濡也。”结果，他被一位道士用“地圆说”理论给怼了。
“地圆说”本身倒并不稀奇，早在公元前五六百年，东西方就各有人提出不同类型的地圆说。公元前4世纪的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就认为，“天形如弹丸，半覆地上，半隐地下”。东汉天文学家张衡也说，“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只不过这些不是主流观点而已。如果道士的“地圆说”是继承以上学说而来，那倒也没什么稀奇，真正稀奇或者震撼我的，是这位道士的说法并不来自中国古典时代的地圆说，而是来自托勒密的“地心说”。
道士说的宇宙模型是“九重天”，*上层是元气之表的“宗动”，其次是高不可测的“恒星”，再其次才是“七重”，日月金木水火土各占一重。这个“九重天”并不是《吕氏春秋》中的“九野”，也不是道教传统中“三十六重天”里的“九重天”，而是来自欧洲的托勒密—地心说模型。但丁《神曲》中*后的天堂部分，就是按这个模型来写的，除上帝所在的“至高天”外，其下有九重，*上面两重正是“原动天（水晶天）”和“恒星天”，往下按顺序是土木火日金水月，与道士所说基本一致。
让我震撼的并不仅仅是这个。道士跟法南墅说，“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地圆说’怪异，也许你会拿杨光先的理论反驳我说，既然大地是球形，下半面的人为什么不会掉下去。但老夫慵懒，不能跟你去大郎山看南斗”。在这里，纪晓岚自己加了个注，说“大郎山在亚禄国，与中国上下反对，其地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极入地三十五度”。换句话说，道士不仅知道南半球的存在，更知道在大郎山看得见南极星，但看不见北极星，因而可以向法南墅证明“地圆说”的正确。纪晓岚则更知道大郎山“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极入地三十五度”，也就是说，大郎山的地理位置在南纬三十五度附近。
那么，道士口中的大郎山究竟在哪里呢？因为好奇心驱使，我查过这个大郎山，结果发现它是道教传统中的一座仙山。俗话说“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支撑天的台柱是昆仑山，东南支撑天的台柱是大郎山。但道教文献还是没有回答它究竟在哪里。
我*后之所以解开这个谜，是因为偶然间看到了明末由传教士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绘的《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皇室知识精英，**次看到的完整绘制了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的世界地图。其中，非洲的*南端赫然标注着一座山，名为“大浪山”，因风大浪急而得名。在欧洲人那里，它有一个寓意更吉祥的名字—“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好望角的纬度正是南纬34°21′！正与《阅微草堂笔记》里那个神秘道士所说的相吻合。
很可能，因为缺乏地理知识，纪晓岚错以为道士口中的“大浪山”就是道教传说中更有名的“大郎山”，从而记在了笔记里。
换句话说，这位与纪晓岚同时代的道士，不仅有来自托勒密的宇宙观，更有可能（看他的语气）到过好望角。
不过，在那个时代，这位道士可能有这么神奇的经历吗？
托勒密体系曾是被天主教会奉为圭臬的正统学说，影响了欧洲1400多年，直到1543年才被尼古拉·哥白尼的“日心说”驳倒。在西方正典教育传统中，天文学乃是“自由七艺”之一。因此，来华传教士在传教之余教授托勒密体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早在元代，方济各会教士就已经来到北京传教，还于1307年设立了中国*早的天主教会管区汗八里总教区，统理中国及远东教务。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租借澳门后，珠三角一时成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与荷兰人汇聚之地。大名鼎鼎的利玛窦也是先由澳门进入中国，再一路北上传教。住进北京城后，他与李之藻合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也确确实实绘制了托勒密地心说的九重天模型。因此，当时中国民间有人相信托勒密体系的宇宙观，并不奇怪。但是，知道托勒密的九重天体系是一回事，去过好望角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有可能吗？
好望角的**批欧洲殖民者是荷兰人。1596 年，荷兰船队抵达爪哇岛的万丹（Banten）。1652 年，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务的荷兰船长扬·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在开普敦建立了一个中途站，目的是为远航亚洲的船只提供补给。1654 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荷兰殖民者于1621 年把“雅加达”改为荷兰名字“巴达维亚”）法院放逐了一批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亚洲人到开普敦，让他们在农场里充当奴工。
自宋代以降，华人数下南洋，遍布东南亚各地。既然东南亚人在1654 年被放逐到好望角附近，而这里又是荷兰船只通往东南亚的必经之地，那么华人经由与东南亚的联系而得知好望角的存在，并不是不可能之事。
当然，为求严谨，我该这样声明：我并不是说《阅微草堂笔记》里的这位道士一定就懂得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也不是说他就一定去过好望角；我只是说，与纪晓岚同时代，“有一位懂得托勒密地心说体系的华人曾去过好望角”这件事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便这个人是虚构的，同时代出现类似的华人也并不稀奇。而且，既然这个人可以被纪晓岚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尽管就社会整体而言，当时有类似经历的人尚属稀少，但绝对数量可能并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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