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病与药

为什么医生只相信机器？
　老百姓还经常埋怨医生既不愿意听病人倾诉——他们似乎只相信仪器，尤其是检查费用昂贵的仪器——也不愿意向病人详细讲述他的病情。为什么有些医生会有这方面的毛病？
　这里面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直是科学主义在主导。为什么我们的医生要信奉科学主义？他也知道，医学是人学，除科学知识外，还需要人性的关怀，还需要心理、行为、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调整，但为什么还这样迷信技术呢？这是因为技术可以给他以回报。
　如果他用其他手段，譬如说进行心理调适，帮你把心理上的问题解决掉，这当然对你是有利的，但这种工作对他而言是没有报酬的啊！他没有诊费可拿。不像西方，看心理医生是以小时、半小时来计费的，比如作家、也是医师的毕淑敏*近开了一家心理诊所，明码标价，谈一小时话（学名叫“心理咨询”）就要收取300元钱的心理治疗费。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医院里的大夫一天要急急忙忙赶着看60个号，5分钟就看一个，一来就给你开化验单、一来就给你开药？这样做是考虑到支出的回报的。他给你讲10分钟，对你有好处，可这会耽误他给另外两个病人看病，两个人可能开出 100元钱的药，如果他能拿到 10％的提成，那么就会减少他10元钱的收入。在医务方面，实际上也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进行暗中操纵。他为什么会越来越迷信机器？就是因为功利心在起作用。经济法则讲究*大化，科学法则讲究*优化，本质上都是一种“贪婪”，在医生迷信机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科学功利和商业贪婪两者的结合。
　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刚对医生说上几句话，就让我做 CT检查。有些人确实很迷信机器。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做CT是有适应症的。如果你只患上感冒，又何必做CT呢？但某些医生会说，我怀疑你有什么别的问题，都是为了你好，需要这样检查一下，帮你把问题排除掉。这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以“科学”的名义来谋取私利。我国一些大城市的人均CT拥有量比美国的还高，为什么呢？
　据调查，不少机器是医务人员集资买的，买这东西是要有回报的，就像投资买一条船去运货一样，买了就得满负荷运转，而患者这方面的需求本来就有限，卫生资源也是有限的。有些内心忐忑的医生也不愿意这样干，但可能上面有任务：“我们科里这个月有100个 CT检查单的任务，你们每个人都得开10个啊！”为了完成任务，只能让那些不具适应症的病人去掏钱做检查。所以现在我们有些医生看病就三句话：**句是“哪里不舒服？”不等回答，就追上两句“带了多少钱？”“是公费还是自费？”后两句比**句的潜在意义还要重要。
　我们是一个刚刚步入小康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卫生资源不足，一方面卫生资源浪费，其中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医疗设备的高消费。有限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花到了诊断上面。从前我还在当医生的时候，接诊患者先要进行全面的物理检查。从头查到脚，视触叩听，望闻问切。但现在这样做的医生已经比较少了：这样做要花较长的时间，而且要接触你的躯体，还要和你交流，弄了半天又没有回报。其实许多医生心里也知道，有很多病问一问、摸一摸、叩一叩、听一听就可以诊断清楚，根本不需要进行高精尖的仪器检查，但实际操作起来，仍是动不动就让你去做CT，或者别的各式各样的花大钱的检查。
　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强调适宜技术。譬如你是感冒，那么你适宜吃阿司匹林，只需花上几分钱或几毛钱，常常没必要吃先锋霉素。可现在的情况是抗生素滥用，大家常常开高级抗生素。为什么呢？因为抗生素越高级，价格越贵，开方者得到的回报越大。对感冒而言，用那么多抗生素干什么？感冒是病毒引起的，从严格意义上讲，抗生素对它根本没作用。但开方者总能找到道理来骗你。他可以说是为了防止继发感染，就像美国打伊拉克一样，要先发制人。其实这种说法通常是没有道理的，并没有那么容易出现继发感染。你的药很贵，如果我有钱，如果用了这个药对我身体没有害处，我当然也可以买，但事实是，这样做一则是要消耗我们有限的卫生资源，要消耗我们的财富，二则是我吃了之后，很可能还会过敏。我体内抗生素药物浓度过高，可能还产生一些副作用。
　八、机器会说谎吗？
　某媒体记者以茶水代替尿液送去10家医院检验有无尿路感染，结果有6家医院报告呈“阳性”。这些医院的尿常规检验都配备先进的自动化验与电脑报告系统。随后，有家网站发起全国范围的“茶水代尿”化验行动，涉及全国92家“三甲”医院，在回收的 136份有效检验报告中，居然有 127份“阳性”报告，占送检样本数的93.4%。
　这样的“黑色幽默”不能不让我们对机器的“客观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这之前，多次爆出某些性病门诊100%的“衣原体感染”检出率，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制造”病人，诱导诊疗消费。这个“缺德”的概率后来就被正直的同行复检戳破。
　西谚中有“医生撒谎，上帝也会原谅”之说，此话的本意倒不是说医生有道德上不诚实或堕落的特权，而是说医生面对病人陈述病况时，有委婉表达和轻描淡写的权利，常被拉来充当案例的是与癌症等绝症病人的“保护性”谈话。相反，病人诉病时说谎是不被社会认同的，刻意夸大病情是“诈病”行为，故意隐瞒病情是“讳医”的表现，前言后语不搭则是心理疾患的症候。无论是何种动机，说谎都是对现代医学奉行的真理性与客观性原则的背离。怎样才会客观公正裁定病况呢？似乎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让人走开，由机器来主导判定。其前提是主观的人可能背信、失诚，客观的机器不会。
　事实果真如此吗？*近一桩“恶作剧”在公众舆论中彻底击碎了“机器不会说谎”的美丽论断。所谓“机器撒谎”的命题并不简单，它首先是一个技术哲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机器“自主”撒谎，即检测失真；二是“以机器的名义”撒谎，即人为操弄结果并作伪。前者是客观境遇中的失序与失误，有一定的发生概率，后者则是人为干涉的结果，完全听命于设局者的意志。但是，当下的媒体片面地引导公众眼球，刻意聚焦于后者，情绪化、泛道德化地将其恶意炒作，作为妖魔化医疗机构、夸大医院道德危机的舆论“酵母”，也遮蔽了有意义的学理探讨。
　无疑，机器是人类感官的延伸，也是感官功能精细化、标准化的工具。20世纪下半叶，现代医学在“还原论”的轨道上几乎步入穷途，理论的医学前锋受阻，而技术的医学则枝繁叶茂。理化领域里的前沿技术几乎全数引入医学，武装了诊断与治疗的全程，声、光、电、磁新技术，加上信息技术的“加盟”彻底改造并提升了临床医学的水准，也驱逐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悲悯，催生了客观、精准外加奢侈、冷漠的工具崇拜意识。医疗——原本人与人的故事完全演变成为人与机器的故事、人与金钱的故事。机器与金钱成为主导、主宰诊疗过程的绝对权威，也成为“人”的医学的“敌人”。对此，主流医学与技术专家至今缺乏反省和警惕，这是值得忧虑的职业自觉。如果顺其发展，必然陷于技术奴役的沼泽之中不能自拔。
　毫无疑问，人是医疗活动的主体，诊疗活动中，重视病人与医生对病况的主体感受，以及他们对主体感受的主观解读，与重视机器的客观描述与精细分析一样有意义。同样，质疑、校正社会、文化、心理误差对诊疗客观性的干扰，与质疑、校正机器的绝对真实一样有价值。即使有一天，高度智能化的机器人医生出现在临床上，我们也要坚守这一信念。因为一切迷信、盲从机器与轻视、否定机器的观念都是片面、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