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自传

我5岁那年，父亲把我送进了英语学校，9岁进了拉丁语学校，我在那里就读直至他去世。我的老师道格拉斯先生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牧师，在我初步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后，教我法语；我父亲去世后，我继续向牧师莫里先生——一位精通古典文学的学者——学了两年；然后，1760年春，又进入威廉和玛丽学院读了两年。当时的数理教授是苏格兰的威廉·斯莫尔博士，他对大多数实用科学造诣都很深，有可喜的传授才能，作风正派，心胸豁达，这对我实属万幸，或许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他很快就对我产生了好感，学校不上课时，每日与我为伍；从与他的交谈中，我对科学的发展以及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事物系统有了初步认识。我入学不久，哲学教授席位即告空出，他被委派暂时填补这个空缺；在那所学院中，他是定时讲授伦理、修辞和纯文学的**人。他于1762年返回欧洲，在此以前他对我宠爱倍加，让他*亲密的朋友乔治·威思接受我作为他指导下的法律学生，并介绍我与总督福基尔相识，和他共同进餐，福基尔是历来担任此职*得力的一位。福基尔、斯莫尔博士和威思先生——他的两个挚友——还有我本人，结成一个四人集团，这些聚会上的习惯性谈话使我得益匪浅。威思先生始终是我青年时期忠实的、受爱戴的导师，也是我毕生*亲密的朋友。1767年，在他的影响下，我在殖民地法院当律师，我在那里一直干到革命爆发，法院关门为止。
　　1769年，我被我所在的县选举为议会议员，任职至革命关闭议会为止。我在议会里曾力求通过一项解放黑奴的法案，但遭否决。确实，在帝王政府时期，任何一件开明的事都休想获得成功。我们的思想被禁锢在狭小的圈子里，习惯地认为我们必须在一切有关政权的问题上服从母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母国的利益，除母国的宗教外对其他一切宗教都应该坚决抵制。我们的议员的麻烦在于习惯和绝望，而不在于思考和信念。经验立即证明，一要求他们进行思考，他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权利问题上。但是作为议会又一个院行动的国王参议会，是靠国王的意志保持他们的席位的，而且*卑贱地服从那个意志；对我们的立法有否决权的总督，也是以同样的条件任职的，对国王的意志更加忠心耿耿；而**重要的一点是，国王掌握的否决权使每一个改善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1772年1月1日，我和马撒·斯克尔顿结婚，她是巴瑟斯特·斯克尔顿的遗孀、约翰·韦尔斯的女儿，时年23岁。韦尔斯先生是个业务繁忙的律师，其所以繁忙，与其说是因为他专业知识出类拔萃，不如说是因为他异常勤奋守时，办事十分麻利。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伴侣，诙谐有趣，脾气也好，在一切社交场合都受欢迎。他积攒了一宗可观的家财，于1773年5月去世，留下三个女儿，遗留给杰斐逊夫人的那部分财产，在还清巨额债务后，约等于我自己继承的财产，从而使我们富裕安乐程度倍增。
　　当1765年著名的反印花税法决议提出时，我还是威廉斯堡一名攻习法律的学生。不过我在下议院走廊门外旁听了辩论，聆听了亨利先生作为一位天才演说家的精彩发挥。这些演说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从任何其他人那里从未听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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