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解释学之维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早期阶段，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即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将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这样特殊的环境，如何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解放运动的开始。这种思考不仅仅只限于理论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调整方面。如“中共一大”提出的党的纲领就只有*高纲领，它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仿制品，与中国的实际相差很远，到了“二大”，中国共产党就不仅有了一个与所有共产党一样的*高纲领，而且也制定了一个与中国实际相符合，与党*近历史阶段的任务相吻合的*低纲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体现了他们逐渐觉醒的“民族化”意识。　　二、实现了“中国化”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探索的有机结合　　如果说，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将不同于它在产业发达的国家的运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必须将它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这只是“民族化”意识的觉醒，是中国化由可能开始向现实转换，那么，当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希望的革命道路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由可能完成了向现实的转换。这一转换的发生和展开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认知和探索过程，其中的酸甜苦辣值得细细体味和深刻反思。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要说明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完全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变更，不是一种由理论到理论的发展变化，它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拯救民族命运、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运动息息相关。只有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有助于我们真正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和展开过程，才能通过这一过程的展开把握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特有的规律，不如此，我们既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又不能全面深刻认识和理解其内在规律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悬于一线，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纠正右倾错误路线，改组中央领导班子，确定了武装斗争的行动方针。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但武装斗争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当时党的领导层却相当盲目。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大城市，想象通过举行城市武装暴动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将这条道路看成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种看法如果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弱小，不考虑革命之主观力量在城市的极其有限和反革命力量在城市的聚集所形成的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是有其合理根据的。所谓合理，就是合马克思主义之理，马克思恩格斯对发生于1848年前后的欧洲革命进行了深入剖析，把它看做是欧洲历史上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在革命中，无产阶级却充当了革命的主力军，而这场革命就主要是在城市发生和展开的。如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德国的维也纳起义和柏林起义，还有后来发生的由无产阶级单独进行的那场震惊世界的巴黎公社革命，等等。这些革命都与城市，与生活在城市的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中有的革命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够成熟并不赞成，但他们一方面都无一例外地给予工人阶级的英勇精神以极高赞誉和评价；另一方面对于城市工人武装起义这种革命斗争形式都持高度肯定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言行不可避免地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武装暴动成功典范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巨大，它直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城市武装起义的选择。中共选择城市武装暴动除了受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之外，还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性质的错误估计有关。大革命失败后，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形势发生的这种急剧变化缺乏理论应对的准备，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区别均没有作出科学分析，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兹的影响下，提出所谓“不断革命论”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