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

　　祝嘉之言，虽然不免有为自家著述建树合法性的成分，但也基本上接近于事实。他点出了“中国书法自古无史”的焦虑，并且不仅如此，仅有的一些零星的记载所记录之时代尚早，并且本身尚处于“评”而非“史”的形态，更遑论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研究者叙述洋洋几千年的书法史“发凡起例”——就连张怀瑾的系列著作也概莫能外。毫无疑问，这些著述当然具有书法史研究中的史料意义，例如，它们可以为书法史的研究奠定一定的现象批评基础，并且通过文献的形式保存了许多史料从而可以弥补书法史叙述中的若干“缺环”，但是，肯定了“史料”的价值，并不直接通向对其自身“独立”、“自觉”的书法史形态的认同。换言之，这些著作虽然为后来的书法史研究积累了史料和必要的文献基础，但是无论从作者的写作目的还是著述体例的区别来看，都使得它们迥异于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史”。　　也许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张彦远。无论对于美术史学史还是书法史学史研究者而言，张彦远都是一位重要的作者。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历代名画记》（847年成书）被美术史研究者看做**本“中国美术通史”，比被誉为西方**部美术史的瓦萨里的《名人传》（1550年成书）早七百多年，同时也是因为张氏的《法书要录》被书法史学者看做**部书论集。张彦远也这样自称：“有好事者得余二书，书画之事毕矣。”1但是从表现形态来看，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可以视作为一部书法史（主要是史学史）的资料长编，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理论研究资料汇编，亦即一种从事书法史学史研究之前的文献准备，而不是书法史写作本身。　　在《广艺舟双楫》的开篇，康有为引西方的文字学、语言学理论来比附于中国书法的解说，这具有拉动书学研究朝着现代学术的方向进展之“范式转型”的意义。而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现代意义上一部叙述完整的“书法史”，亦在这种论述中具备了雏形，体现出作者当时深受西方影响的一种“进化论”的史观，只是其中不乏利用书法（文字的演变）这一证据来为自家所倡导的今文经学的合法性进行论辩的意味。　　1919年，张宗祥发表《书学源流论》，2从“源”和“流”的角度，人手讨论历代书法的流变。从中国传统学术的“目录学”方法开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便成了历代学术史研究追慕的目标。但其实，承认了学术有“源”与“流”之分，就等于假设了不同的学派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共同的源头。《庄子》杂篇中的《天下》，常被论者视为中国学术史上的**篇文献。在《庄子》看来，“道术”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只是因为“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而使得“百家往而不反”；“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源头”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它需要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进行回溯性的梳理与建构。这里的“一”，可以理解为一种学术传统的逻辑起点。我们没有理由像《庄子》那样要求所有的“流”都回归“源”才能达到学术上的正统，但是明确书法史上的“源”与“流”，有利于完成一种现代目录学式“正本清源”的梳理，而这正是张著所高悬的一个学术目标。　　与以往的“书评”或者“法书苑”不同的是，张氏的《书学源流论》不像过去的著述那样以“朝代”或者“人名”为经——那样的著作还仅仅是一种不自觉的“书评”而不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史”。书法史的研究，势必要求在“书评”之外，加入很多理论的分析与解释，体现研究者对于现象发生背后问题之思考的“史识”。《书学源流论》的特点，正在于从字体、物异、时异诸方面人手来结构全篇.从中能够见出作者对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的理论解释和把握。加之该书是一部独立的谈论“书学源流”的文字，而没有加入过多的技法阐述或者感悟式的点评，使得它在书法史学史上应该具有一定的地位。　　然而，如张宗祥在《书学源流论》后附的“赏鉴篇”中所说：“赏鉴书学当先辨其流派，流派既明，然后就而究其用笔之法”，可以看出其立意仍在为书法鉴赏和书法创作服务，而非现代学术格局中“历史学”框架下确立书法史之独立的“专门史”研究归属。毕竟，“书法史”（“书学史”）这个新式概念之取代传统学术史中的“源流论”，还必须经由西方史学观念的传人和书法研究者的主动接受，而其中一个关键的外部因素是“书法史”作为一门课程在大学当中的设立。这就注定不是接受传统学术训练这一学术背景的张宗祥所能够完成的历史使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