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选择的经济学人生

　　被时代选择的经济学人生　　歪打误撞地进入到经济学界　　同现在的年轻人聊天的时候，他们经常同我谈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人生规划之类的话题。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选择人生，而且也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好时代，而我的青少年时期，则是处在一个既不可以自由选择，而且也没有能力进行自由选择的被禁锢的年代。同现在的年轻人谈起那个时代，年轻人犹如听天书一样，满脸的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的表情，就像你同他们讲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粮食吃而经常饿肚子时，他们会反问你为什么不吃肉一样。时代的差异真是太大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也正是因为此，我在人生中切实地感到了改革开放真正改变了中国，因而从内心深处对中国改革开放欢欣鼓舞，容不得任何人对改革开放的任何指责，成了从思想上到实践上都彻底拥护改革开放的“死硬”分子。　　正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处在一个人生既不可以自由选择，也没有能力进行自由选择的时代，所以我进入经济学界，纯属于歪打正着，稀里糊涂地进入了经济学界，将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作为了自己的终生职业，成了人们所称呼的所谓的经济学家。　　一、童年与中学时代的记忆　　我1952年10月生于西安市正西方向的距西安市大约30公里的一个名叫西江渡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的地理位置很特别：它的西面和南面是户县的地界，东面是咸阳的地界，而它却归西安市的长安县管辖，因而有“鸡叫一声听三县”之称。在我的儿时记忆中，这个村子的水很多，它北面紧临作为“八百里秦川”的母亲河的渭河，南面是秦岭的终南山，终南山上流下来的水从村子西面和东面的两条河流入渭河，因而村子的四周都被池塘包围，儿时经常和小伙伴在河里和池塘中抓鱼、游泳。但遗憾的是现在全变样了：因为河的上游修了水库，河道都干了，再加之上游的工业发展，河道中全是污水，臭气冲天。据说*近因为重视了环保和污染治理，情况有所好转，但我估计不会再重视山清水秀了，有些东西是不可能失而复得的。　　我出生的这个村子离西安这个历史名城虽然距离并不遥远，但当时却很穷。打我记事起，内心就有三件事永不能忘：一个是吃粗粮，肉蛋类及白面等细粮只有在像春节这样的几个重要节日里才能见到；另一个是穿粗衣，即农村人自己纺织并染色的土布，这种布穿着很硬，而且染色不好，经常掉色，搞得皮肤蓝一块青一块的；还有一个是点油灯，因为我们这个村子1964年才通电，而且就是在通电后，还有些人家嫌电费贵，仍然在很长时间里点煤油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什么幸福的童年，而是只要能吃顿好的饱饭，就是*大的幸福，会经常因此而高兴好多天。　　我6岁上学时，小学设在一个破旧的神庙里，教室既无桌子又无凳子，每个学生自带凳子，并且由每个家长为自己的孩子用土坯垒成一个小土桌。教室四面透风，下雨时还漏雨。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破烂不堪的学校里上完了小学。尤其是在这个学校任教的老师，并不是规范的师范学校毕业的，而且也没有太高的学历，大都是初中甚至小学毕业后就来任教的所谓“民办教师”。就是这样的学校的所谓义务教育，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在我的记忆中，我的不少小伙伴没有读完小学就失学了，原因是家庭穷，刚刚能从事体力劳动，就帮助家人苦生活去了。我能读到小学毕业，真是万幸，主要是因为父母都是文盲，不想让我再受文盲之苦，因而再难也要让我上学。　　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初中，到离家十五里远的一个叫沣西中学的学校去上学。学校里有食堂，但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学生都吃不起食堂，而是自带干粮。我每个星期天下午去学校时，要带上三天的干粮和一些咸菜，每顿饭是干粮加咸菜，喝些学校免费提供的开水。每星期三下午再回家取些干粮和咸菜，维持到星期六。因此，我只有每个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才能吃上真正的饭菜，也就是农村的粗茶淡饭。当时的所谓干粮，绝不是现在人们所讲的白面馍或白面饼，而是苞谷面掺少许的白面所搞成的粗粮粑粑，既硬又难吃。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学习的积极性极为高涨。我努力学习的目的，不像那些伟人那样，是为了振兴中华，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贫穷处境。打我记事起，父亲就常对我讲：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底层的农民家庭，要摆脱贫穷，只有好好上学，别无出路。因此，从小我就是一个努力学习的好孩子。　　初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止上课。像我这样一个比较贫穷的农村的孩子，当然没有财力去弄革命，似乎也没有心情去弄革命，因而就回家帮助父亲挣工分养家。后来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也就是初中三年级时回到了家乡，成为了真正的农民。那个时候中国的“左”风盛行，生活极苦，我每天拼死累活，也只能挣到仅值7分钱的工分。当时为了挣点钱，村子里每家都搞了一种经营活动，就是生产豆芽，然后用人力车拉到咸阳市或者西安市去卖，往返要走70多公里，但我仍然不怕苦，很乐意干这件事，因为卖完豆芽后，可以花3角5分钱用自己家做的饼子在羊肉泡馍馆吃一大碗“羊肉泡馍”，这在当时对像我这样的农民的儿子来说，简直就是天堂式的享受。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我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艰辛，也真正体会到了“左”的东西的危害。如果说后来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很有自觉性的话，那么这段农村的艰辛经历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农村越是苦，我就越发奋读书，幻想总有一天会考上大学。因此，在农村劳动时，读书仍是我的爱好和主要业余生活。虽然当时也无书可读，但总是设法借一些别人的各种书籍来看，曾经有一段时间借到村中一名乡村医生的古医学书来读，对中医很有兴趣。　　1970年9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农村又开始恢复高中学习制度，我又做起了上大学的梦，所以我又上了高中。高中两年，我努力学习，指望能毕业后考大学。但当时实行的是工农兵学员制度，高中毕业后不可能直接考大学，所以在高中毕业前夕，我又做好了一辈子务农的准备，并且为自己购置了一套新的农具。但就在毕业前的两个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好事，就是这个偶然的机遇，彻底改变了我再次当农民的命运，甚至几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这个机遇就是当年从高中里招师范学校的学生。　　当时由于我国在“文革”一开始就停办了师范院校，因而到了“文革”后期，我国的中小学教师到了奇缺的程度，甚至因为缺少师资力量，有的学校已无法正常开课，所以当时国家决定恢复师范教育。当然，按照当时的所谓教育革命的精神，学生主要还是要来自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以“工农兵学员”为主，但当时有关方面又考虑到教师的职业特点，所以决定也可以适当地招收一些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入学。据此精神，当时的西安市革委会就决定由西安市市属的每个中学推荐一名优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西安师范学习。我当时正在西安市所属的沣西中学读高中，即将高中毕业，因为我当时在高中期间的考试成绩一直排名全校**，而且又很听老师的话，“革命造反精神”不太强，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的眼中，我是一个好学生，所以学校就推荐了我进入西安师范上学。　　二、西安师范初萌经济学　　我进入西安师范学习的时间是1972年9月，当时正值中国处于“左”得发疯的年代，全国经济上极为紧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每个学生的生活费为每月8元钱，每个学生的粮食定量为34斤，其中有40%为杂粮。因为生活费太少，所以我们只好吃“大锅饭”：每8个人为一桌，8个人共同吃一份饭。而且当时规定，若不在校吃饭，生活费及粮票作废，钱与粮票不发给学生本人。如此低的生活费和粮食供应，对我这样一个正在长身体的185米个子的小伙子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感到自己经常处于半饱的状态中，对饿肚子的滋味深有体会。当时我*能吃饱的时候是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因为同我一桌吃饭的西安市城内的学生都回家过周末了，我这一桌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因为距家太远，无力支付交通费而不回家留校，所以我们两个人吃8个人的饭菜。因此，当时虽然星期天不回家，但心里却很高兴，因为能吃饱肚子。这种一星期里饥饿而星期天又暴食的无规律生活，终于使我生了一场大病：肠梗阻。在手术时，因为为我手术的是工农兵学员的实习生，水平极低，恐怕连乡村医生的水平都达不到，结果造成伤口感染，以致使我身体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西安师范学校当时分为中师部和专科部，中师部是培养小学老师，专科部是培养中学老师。我入学时进入的是专科部，专科部分为数学科、物理科、化学科、中文科、政治教育科（简称政教科），我当时非常想进入数、理、化中的任何一科，因为我当时总想学一门能靠自己的本事吃饭的专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当时对我影响很大，但我却意外地被分到了政教科，我一时想不通，心情很烦闷，因为我当时以为政教科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就是学“耍嘴皮子”搞政治，我当时很厌烦搞政治。不过没有办法，还得服从分配，于是就只好硬着头皮去政教科学习。　　政教科当时开了三门主课，一门是哲学，一门是政治经济学，一门是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我对于经济学的学习，实际上应该从我在西安师范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开始算起。不过，当时我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并没有像样的教材，也没有可读的相关的理论著作，不像现在，这方面的读物到处都是。我记得当时只有于光远老先生写的一本很薄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主要是讲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当然，当时《资本论》倒是到处可以买到，不过，像我这样一个还不到20岁的小青年，是不可能读那样的大部头专著的。尤其是当时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是学中文的，而且又长期教中文，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是他生平**次讲，所以他也不可能辅导我们读《资本论》，甚至我感到他讲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都很吃力。我记得他当时给我们讲课时基本上是念于光远先生写的那本小册子，照本宣科，显得很枯燥。当然，当时的学习除了讲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外，还讲了一些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主要是强调公有制的公有程度越高越好，计划经济要远远比市场经济有优越性，按劳分配还体现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基本上是反映极“左”思潮的经济理论。我们这些学生当时有的刚二十出头，有的还不到二十岁，因而对这些东西似懂非懂，完全靠死记硬背来学习。　　当时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开门办学，学生要走出去在实践中学习，所以学校安排了很长的在实践中学习的时间，让我们去学工和学农，向工人和农民学习政治经济学。　　学工我们选择的是西安火柴厂，这个厂子是解放前民族资本家创办的，据说在解放前是西北地区*大的企业之一，西北地区用的火柴基本都是它生产的，后来是在解放后的公私合营中才慢慢被改变成为国有的。在西安火柴厂学工主要是要搞清楚资本怎么样榨取剩余价值，所以厂子派了一位解放前是这家厂子的总工程师的人来给我们讲，但这个人只讲了解放前这家厂子的技术状况和生产规模，别的什么都不讲，当问到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时，基本上一问三不知。老师将这个人打发走了以后，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说，这个人可能是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所以不讲。后来厂子又给我们派了一位解放前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的老工人，让他给我们讲资本家如何残酷剥削工人的事情。这位老工人开始只是念毛主席语录，后来当讲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问题时，竟然说多亏西安火柴厂招收他当了工人，他每个月才有了几块“大洋”的收入，就靠这几块“大洋”使自己的弟弟读完了小学，而且还时不时地在讲话中夸几句他当时的老板，说老板对工人如何如何好，如何到车间来同他们一起干活，如何辛苦，等等。我们只好中止了这位老工人的讲话，他走了以后我们班长说，这个家伙可能是个工贼。后来学工活动就不了了之了，临离开厂子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弄清楚资本剥削劳动的问题。　　学农我们是选择了西安郊区的一个村子。学农主要是理解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尤其是要搞清楚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如何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逐渐向大队所有和公社所有过渡，*后实现全县所有的远大公有制目标。当时村子为我们派了一位老贫农，讲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谁也没有想到，这位老贫农讲着讲着，竟然说，刚一解放那阵子，我们分到了地主的土地，那个心情别提有多畅快了，生产干劲十足，许多人天刚一放亮就下地干活，天完全黑了无法干了才回家，那几年每家都有余粮，日子开始富足了，但是后来又不得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直到成立人民公社，实行了集体化以后，人慢慢开始变懒了，没有人好好干活了，到了60年代就开始饿肚子了。我们听着听着似乎觉得人民公社搞坏了。后来我们又对庄稼地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农民的自留地的庄稼长得要比生产队的庄稼好，我们让村里的领导给我们解释这种现象，村领导说这就是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小农的自私自利意识的反映，*后都要被割掉和消灭掉。我们班一个同学感慨地说，全国农民都有这种“尾巴”，而且长得还很结实，我们怎么割呀！当时进驻我们学校的“工宣队”老师严厉批评了这个同学，说他无产阶级思想还不坚定，吓得这个同学直哭。　　从上述的回忆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当时学习的经济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直到西安师范政教科快毕业的时候，我才买到了一本当时公开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徐禾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本书是我见到的**本系统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思想的公开读物，虽然这本书里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有“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这样的言辞，甚至个别地方也有大批判的味道，但总算是一本较为忠实地系统概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好书。我用了三个月时间认真地读完了这本书，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总算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识，向经济学的大门里跨进了**步。　　1974年7月西安师范毕业后，我并没有被分配到中学去教书，而是分配到西安市教育局工作，而且在教育局工作了一年左右后，又回到西安师范，在当时的西安师范政治处工作，任理论干事。当时刚刚23岁，精力旺盛，把更多业余地时间都打发在了经济学的自学上。因为在政治处工作的原因，我当时能在学校图书馆中看到一些被封存的西方经济学的论著，其中包括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因此，我当时是一边半信半疑地读着像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这样的“极左”刊物上刊登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一边又半懂不懂地读着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名著，脑袋里边基本上是一锅糨糊。我将那几年称之为自己在经济学学习上的糨糊时期，当时在经济学思想上实际上并无“主心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