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溍评传-人物传记

　　《人物传记：黄溍评传》：　　（二）师群经，友迁、固 强调文成于学，反映了黄溍文章观念中重视性理的一面，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蕲向，并未能为如何提高文章技巧提供方便法门。黄浯所倡行的细化的文章经验，是通过宗本群经、取法二史来实现的。宋濂自述学文经历，言及自己对古今文章大家，多所究心，“及游黄文献公门，公晦之日：‘学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二史为波澜。二史姑迟迟，盍先从事于经乎？’①”黄溍的训诲包含了几层含义：文章根本在于宗经，经学深湛则文章淳雅；但仅重性理容易导致文章典实有余而质木板滞，故而需要学习史家笔法来增强文章艺术性，使之活跃而富有灵动之气。而这两端当中，宗经则为根本准则。在《叶夷仲文集序》中，宋濂更重引此说，以识师法：“昔者先师黄文献公尝有言日：‘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两论对照，师群经决定了文章的内容；而法二史则影响了文章表达。造性理本源，尽文事之变，这与合程、朱、欧、苏于一的主张契合，反映出黄溍文章观念的一致性。后人称赏“此言约而能要，宋文宪公屡称之以励学者”②，并奉之以为圭臬，足见此说影响并不仅限于师门。　　这一观点的具体意涵，黄浯并未形诸文字，而其门生宋濂、王袆却多称道不置，因而有必要考察宋、王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首先需要明晰他们所指称的“文”的具体内容。对于“文”的理解，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早已提出天文、地文与人文之说，有代表性意义，同时此文中已有将文与道联系起来的倾向。宋濂的见解大力突出了道对于文的规定作用，在为王袆所作的《华川书舍记》中，他强调“立言不能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者，皆不足谓之文也”。这样的标准自然只有圣人之文方能符合。在他的梳理下，诸子百家之文皆不免“学未闻道”，而“自是以来，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曾巩、苏轼之流，虽以不世出之才，善驰骋于诸子之间，然亦恨其不能皆纯，揆之群圣人之文，不无所愧也”。他所罗列的几乎尽是后人所推重的文章大家，遴选结果却是无一合辙，悬的之高令人惊异。　　合于这一标准的，不过寥寥数人：“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传，而文益明尔。”除孟子之外，其他皆为理学家，显然是以为理学家所推明的道，延续了圣人之传。他们的文章方为极则，是学习的典范：“士无志于古则已，有志于古，舍群圣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讲先生尝言之。”圣人之文自然就是儒家经典，因而宋濂转述的黄浯的论点，其实质仍在于宗经。　　根据上述论点来判断，黄浯的文章观念基本不出理学家文论范围，作为常规话语，似乎早已失去重述的必要。不过这其中尚有未发之处，而正是这被遮蔽的存在，构成了黄浯文章论的独特性。黄浯所说的师群经、法二史不仅仅是对文章轨范的限定，更体现了文类观念。黄浯将文章分为两大类：纪事之文与载道之文。师群经一说所针对的，是载道之文；而法二史则是对纪事之文的要求。因而这一观念其实在重视性理、引史入文的同时，也具有提领实际写法方面的效用。　　这一分类论文的见解在王袆《文训》中有充分表述。王袆自陈“华川王生学文于豫章黄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于是“太史公一日进生而训之”，因而《文训》中的观念皆直接秉承黄溍而来。文章提出：“文有大体，文有要理。执其理则可以折衷乎群言，据其体则可以剸裁乎众制。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气。才以为之先驱，气以为之内卫，推而致之，一本于道，无杂而无蔽。惟能有是，则统宗会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为文之至乎？”这与上文所言的文成于学构成呼应，是重道的表现。接下来文章对诗词四六、科举之文、金石之文、王言之作等逐一论列，而皆意犹未足，于是引出文类概念：“抑吾闻之，文有二：有纪事之文，有载道之文。”纪事之文当推史为极则，“文之难者，莫难于史”，“文而为史，诚极天下之任矣”。可见黄溍对文章的这一区划，是着眼于文章的*高境界，而并非对文体的逐体细分，由于史体代表了文章的*难之体，因而可以举以概全。史体当以迁、固为法，是因为“盖自纪表志传之制，马迁创始，班固继作。　　纲领昭昭，条理凿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谓特起拔出，隽伟超卓。后之为者，世仍代袭，率莫外乎其榘矱。论者以谓：迁、固之书，其与善也隐而彰，其惩恶也直而宽，其尊华也简而明，其防僭也微而严。是皆合乎圣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晔、陈寿之流，则遂肆意妄纂，曲笔滥笺。暧昧其本旨，而义驳以偏。破碎其大体，而辞谫以纤。况乎哗、寿之不若者，则又卑陋而无足观矣”。在体例、笔法、义旨方面，二史皆远迈群伦，足为效法对象。　　不过文章并不以史体为极致，“史者，纪事之文，于道则未也”。文章的*高境界即为群经，“经者，载道之文，文之至者也”。群经各有轨范，“圣人之文，厥有六经。《易》以显阴阳，《诗》以道性情，《书》以纪政事之实，《春秋》以示赏罚之明，《礼》以谨节文之上下。《乐》以著气运之亏盈。凡圣贤传心之要，帝王经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极，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于是乎有征。斯盖群圣之渊源，九流之权衡，百王之宪度，万世之准绳”。载道之文，就可以汲取群经的优长：“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变，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乐》以求其通，本之《礼》以求其辨。夫如是，则六经之文为吾之文，而吾之文一本于道矣。”达到这一标准，文之能事也就穷尽而无余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