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延安走来

党的光辉照亮我们两代人 吴 群（吴世益） 一、日寇占东三省，全家逃难到北平（北京）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蒋介石国民政府不顾东三省的三千万同胞死活，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把祖国肥沃的国土放弃给日寇侵占了，丰富的资源被强占和抢走。广大东三省的老百姓被杀害，妇女被奸淫，老百姓过着亡国奴的日子。当时一些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要抗日救国，一位爱国将军马占山组织了“民众抗日救国军”抵抗日寇。我的外祖父任作田是一位中医，他所在的苏炳文旅首先起来响应，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日寇更加疯狂，集合了重兵围攻这支“民众抗日救国军”，由于武装力量太悬殊，又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迫使这支抗日的队伍败退后，跨越中苏边境到苏联去避难，而苏联正处在革命成功初期，经济也很困难，“民众抗日救国军”的成员不能久留在那里。后来通过爱国将军张学良向国民政府申请去内蒙古与绥远之间的河套地区垦荒，组成难民垦区，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协助我的外祖父任作田，在这里组织大家垦荒种地，这里的土地十分肥沃，大家全体劳动，自力更生，垦区内有小学校、医务室和大食堂，搞农业、渔业和种植业；还有缝补室，大家过着类似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生活。 我的父母受外祖父的抗日爱国思想影响，也不愿当亡国奴，便带我和大弟吴克难从被日寇侵占的沈阳市逃回到祖籍地北平。我的父亲吴燕生是蒙古族镶黄旗人的后裔，我的母亲任义是满族人。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就从事聋哑教育事业。我们一家逃回北京后，父母继续从事聋哑教育事业。1933年至1935年，父亲受爱国将军张学良的资助，去日本东京聋哑学校一面学习教学方法，一面参与教学工作，同时学习儿童心理学。父亲不在国内，家里的生活全靠母亲在家为有钱人家的聋哑子女教书所得维持。1935年初，父亲回到北平，他以救大家聋哑儿童的名义，向社会募捐到2800多银圆（当年的币制），他这一行动，受到北平市教育局的传令嘉奖。同时得到他的学生家长袁某某（北平市长）的拨款，1935年7月，创办北平市立聋哑学校，位于西单北西斜街宏庙八号，首招学生29人。并指定他担任市立聋哑学校的校长。父亲用在日本学到的教育聋哑儿童的口语法进行教育学生。受到社会和家长的认可。这是一种由老师把汉字写在黑板上，让学生集中注意力看老师读字发音的口型来理解汉字含义的教学方法。有时老师把学生的手背放在自己的颚下，通过发音的声波，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字意。当学生理解了，他们脸上流露出笑容时，老师也十分欣慰。这期间，父亲继续参加爱国活动，并接触了白乙化、吴涛和王遇鸿等中共地下党同志，有时地下党的同志被反动派抓捕入狱，他就以聋哑学校校长的名义和自己的薪金去担保营救，有的同志一时没有职业，生活困难，他就送给他们生活费。有一位叔叔叫郝克勇（郝仁），是我们家的常客，新中国建立后，他是冶金部的一位司长。我记得，有一次他刚出狱，正遇寒冬，父亲就将自己的长棉袍送给他穿。 二、日本侵略者本性更疯狂，北平沦陷，全家逃离北平 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1937年春“卢沟桥事变”，日寇又步步逼近北平城，虽有第29军的抵抗，但日寇动用飞机、大炮攻打北平城。而第29军的武器落后，又没有国民政府的支持，北平沦陷了。父母仍然不愿当亡国奴顺民，8月初，由身为铁路职工的三叔帮忙给我们家买到通往包头的火车票，母亲带领我和两个弟弟逃离了北平城，去投奔身在河套垦区的外祖父、外祖母。火车只通包头，从包头乘坐无篷大卡车，一路上忍受炎热和风沙。我晕车，母亲怕汽车拐弯时把我甩出去，就紧紧地抓住我，酷暑不因母亲的慈爱而减弱它的炎热，结果母亲的手臂晒得红肿脱皮。我父亲深爱他一手创办的北平市立聋哑学校，仍留在北平。当时他对日寇的侵略野心认识不够。但由于他以往的爱国行动，早已被日本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并定为首批要杀害的爱国人士，幸有中共地下党组织事先得到消息，就让父亲连夜逃出北平城，也去投奔我的外祖父所主持的、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黄河河套垦区，其全称叫绥远省和韶公垦区，该垦区位于当时的绥远省安北县扒司扑隆镇（现改为兴隆镇），这是一处类似苏联集体农庄式的难民营，大家有分工，集体劳动，共享收获，大家都在食堂里吃饭。我父亲在那与地下共产党员吴涛共同为垦区的孩子们开办了有120人参加的小学校和中学部，教育孩子们要爱国，学习文化知识，长大了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日寇建立新中国。 三、历经千难万险，合家投奔延安参加革命 1937年秋，日寇的魔掌又伸向绥远地区，垦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中共北方局刘少奇和彭真同志的领导下，由地下党员白乙化、吴涛、王遇鸿、陈仲等同志组成了党支部，与垦区的主持人、我的外祖父任作田共同研究，如何组织队伍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外祖父积极支持党支部的考虑，当即就组织了垦区员工和家眷共170多人的队伍，并慎重地安排人员分工，我的父亲吴燕生是队部成员，协助党支部和外祖父安排行程。从垦区到延安的路程有千余里，基本上是沙漠，人烟稀少，所以必须准备足够的粮食，在食堂里大家轮班炒着小米，用一部分给队员每人的米袋子装，大家把米袋子横挎在肩上。更多的炒米是用牲口驮着一麻袋一麻袋，以此保证每天宿营后大家吃饭的需要。白天行军时，大家就边走着路，边从自己的米袋里抓出一把干炒米，一边口中咀嚼着炒米，一边踏着松软打滑的沙包前进。当遇到沙漠里有绿色小水塘时，大家就停下来，用沿路捡来的灌木“红柳”的干枝叶和干草当烧柴，饭锅是架在临时挖的坑上，一家家煮着干粥，没有菜，只放点随身背着的大粒盐。这支170多人的队伍没有车坐，全靠腿艰难跋涉。尤其是小孩子和老人更加辛苦和劳累，当时我只有8岁，手拉着7岁的大弟弟吴克难，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遇有下坡时，我们就坐下来，把黄沙当成滑梯滑下去，这样既好玩又省点力气。母亲虽然在行军前两个月才做了子宫切除大手术，但为了行军跟上大家，她用大腹带把刚愈合的伤口紧紧地固定好，才能背着3岁的弟弟吴彬往前走，父亲为了协助地下党支部带领大家向延安进发，就无法顾及我们母子。大家白天行军已经很疲劳，到天黑时，很难找到容身的旅店，内蒙古大草原人烟稀少，偶尔遇上有牧民的牛羊圈的围墙，就是好的挡风住所。深秋时节，大草原的风沙很厉害，大家都和衣而眠，并把被子蒙在头上，既御寒又防沙。夜间各家轮流放哨，一防大风吹来的黄沙能埋人，二防坏人来了能叫醒大家。父亲每夜都陪伴着值班队员巡逻。有一次，已经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内蒙古反动派的骑兵来袭击，就把父亲绑架走，他们逼问父亲，这一些人是不是去革命根据地延安的，父亲用蒙语回答说，这些人是去大后方重庆投奔亲人的难民。瞒过了敌人，才避免了惨遭杀害和活埋，保住了大家的生命。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十分艰苦，沿途有的人家就落脚在蒙古族的地方不肯再向前走了。当我们快走到黄河边上时，中共党支部组织了六七十名青少年到晋察冀边区参加八路军，奔赴前线了。当我们走到黄河渡口时，只听到黄河水在咆哮，却看不到有现代化的轮船或大木船，只有当地人们用十几张羊皮缝制的皮筏子，一个筏子上可坐十几个人，由船夫用木棍撑着划水而驶向对岸，全船人的生命就掌握在船夫手中，虽然我们已交了乘船的费用，但为了尽可能安全，父亲拿10块银圆给船夫（当年的10块钱是很管用的）。大家坐在船上精神很紧张可又有什么办法，为了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将近两个月的行军实在太辛苦，又担惊受怕，后走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只剩下六七十人了。 1937年12月9日，当我们走到延安城外，看到宝塔山上的砖塔时，就标志着我们到达革命根据地延安了。大家忘记了一个多月的艰辛和疲劳，孩子们欢跳着，高喊“到了！到了”！边区政府、中央组织部接待部门的同志听到了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王遇鸿同志和我父亲的汇报后，就开始分配和安置大家，大人们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进行几个月的培训，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和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及《论持久战》等等。以便更快地提高革命认识去投身到抗日工作或参加八路军奔赴前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我父亲当时是队北公学的一个大队长，他善于关心同志、团结大家并组织大家清晨做体操，提高同志们的身体健康素质，只有好身体才能更好地完成革命任务。青年们参加培训班学习，学习革命道理和爱国抗日的知识，他们经过短期培训之后，多数被分配到抗日斗争的前线。孩子们被安排到边区政府小学，也学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和文化知识，让他们懂得要好好学习，长大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要建立新中国。 四、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 1938年2月，我的父亲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后，被边区政府教育厅分配到边区政府小学校工作，任学校的教导主任，母亲担任老师，他们是从特殊教育教聋哑改行做普通教育工作，面对着以革命烈士、革命干部和部分延安市民子弟为主的小学生，他们十分认真用所学的革命理论知识去教育学生们。学校初设在延安城内南关，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对延安革命根据地狂轰滥炸，党和政府为了保护革命后代，将学校搬到该市南门外边半山腰，距边区政府很近。学校执行供给制，老师和学生都享受供给制，住在学校，在食堂吃饭，一年发两套衣服，吃着黄黄的小米饭、萝卜和白菜，过年过节会餐有肉吃。住的是山坡上的窑洞，窑洞给人感觉冬暖夏凉，学生们年纪虽小，但也像大人们一样穿上了灰色粗棉布的衣服，个个是神气的小八路。1938年春、夏之交时，学校的学生不断增加，学校更名为鲁迅小学。由于抗日形势紧迫，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为了这批革命后代的安全，及时地将鲁迅小学的100余名学生转移到离延安七八十里的吊儿沟，地处群山之中。后来又搬到泗儿沟。三次搬迁都是为孩子们免遭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大家都非常感激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那时学校负责转移的是我父亲，他已担任校长，为了行军方便，减轻劳累，他申请边区政府给教职工发了一个大背包，学生们背着小背包，走了两天路，才到达目的地，当地的老百姓为我们腾出了土窑洞，烧热了土坑（没有木床）和洗脚水，让我们倍感亲切和温暖。我们很快就解除了长途跋涉的疲劳。 1938年秋，鲁迅小学从远离延安的深山泗儿沟搬到了距延安市五六十里的安塞县白家坪，在这里虽然也是窑洞，但山坡下的平地较多，环境开阔多了。学生们住的宿舍窑洞，也是学习的教室，有的坐在坑上，有的坐在小板凳上，山半腰有一较宽的平场，是老百姓秋收晒粮食的地方，也是全校师生集合的“大”操场。风和日丽时，我们就在露天上课。学校没有课桌就给每个学生发一块石板和几根滑石细棍；同学们把这些东西放在膝盖上，就成了学习用具和“课桌”。高年级同学上自然课时，任进之老师讲汽车构造和驾驶时，就以洗脸盆模拟方向盘。同学们照样学得很认真，听得津津有味。 1938年10月2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一些学龄前的烈士子女、干部子女在这里生活、学习，保育院有老师还有保育员照顾学生的生活。为了统一管理，边区政府教育厅把鲁迅小学编制成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学校受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的直接领导，我父亲担任校长，他把的讲话精神作为办学宗旨。在一次接见保小学生时说：“你们是未来新中国的主人翁，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将来要用你们的双手去建设一个美好幸福的新中国。”我父亲强调学生是革命后代，是旧中国的改造者，是建设新中国的柱石，所以无论学习和生活都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他在工作中十分重视文化知识的教育，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学校尽可能给学生讲些自然科学知识，也重视德育教育，还要学生关心时事，了解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事情况。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如公审日本特务和汉奸，迎送周恩来同志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参加延安飞机场的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动，让我们从小就把理想和革命事业连在一起。教育学生要热爱国家热爱党，热爱和革命长辈、革命英雄；热爱人民，热爱劳动，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认真努力学习。 当年的教育较全面，除语文、算术、政治、地理、历史、音乐和美术外，每周都设有时事课，讲国内外大事。体育课也是半军事化，学习打枪，利用假期组织学生走出学校学习行军。在学校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体育设施很少，父亲就组织学生搞“人军旗”的活动，这样既锻炼身体，又提高了应变的智慧，学生们玩得很认真，兴趣特别多。学生还利用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参加植树、除草、秋收，在学校的菜地里浇菜的水，都是从大河边两人抬一桶抬来的。种白菜、萝卜、西红柿和茄子，每当收获时同学们都分着吃西红柿和大萝卜。这当时是好的“水果”。学校有时还组织学生帮助就近农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让学生学以致用，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了学生对劳动的认识和增强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真正做到从小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虚心向群众学习，严格提高自己的革命素质，跟着党中央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的父母自从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他们是尽自己所能去努力工作，他们带着深厚的革命感情，去教育和爱护学校的每一位学生，除了教育和培养学生，他们还像父母一样地关心学生的起居和身体健康。1938年秋后，学校搬到远离延安市的深山区泗儿沟，学校的宿舍都是土窑洞，门窗是用小木板钉成的，冬季寒风吹来，学生们睡在炕上，把头捂到被子里，窑洞里虽然有学校给烧的几堆木炭取暖，但窑洞大，也无济于事。窑洞没有厕所，只在学生们睡的土炕一头放着一个大木桶，供他们夜间小便用，第二天一早，由值日生两人抬着倒尿洗桶（洗桶是指抬到大河边去冲刷）。因为深山有狼出没，学生不敢也不能夜间走出窑洞去上厕所，为了尽可能保障革命后代学生们的安全，父亲深夜背着三八式步枪，夜晚巡逻在上下两层土窑洞宿舍区。他的睡眠很有限，但没有怨言，一背上那支步枪，就犹如一名战士一名猎手。他既要防豺狼，又要防备日本特务、汉奸，他高度警惕，以确保革命后代的安全。我的母亲是教员（老师），是二年级的班主任，又是医护人员，如有哪个学生身体不适，她要查体温，给药，照顾饮食，督促多喝水。遇有小的外伤，她就用1937年底从北平背出来的小药箱里的药给诊治，有位烈士的儿子叫洪小灵，得了冻疮，伤情较为严重，我母亲就天天为他换药，清洗伤口，直至痊愈，总算保住了他的右脚。夜里母亲也不能睡个踏实的觉，她要叫有尿床毛病的学生起床排尿，免得大冬天湿了被子无法晾干而受罪。 我们姐弟三人，大弟吴克难，二弟吴彬，我和同学们同样受着爱国、爱党、爱、爱人民的教育，要求我们要有自信、自强和自尊的意识。在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时期，要懂得不怕困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无私奉献。对学习要努力认真，严格要求自己不落后，不以父母是校长、老师就特殊。而且要关心别人，特别对有困难的同学要尽自己所能去给予帮助，不争名不争利。直至1946年初，我已经入党是革命干部了，父母还是要求我们要有高度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精神及坚强的革命意志去克服一切困难，去实现革命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正是当年我随父母跟着中共地下党组织，迈着孩童的小腿，徒步穿越内蒙古大沙漠走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参加革命。在革命的摇篮所接受的教育及革命者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在学习、工作及生活中，一直按着这些要求去努力。虽说我从小就体弱多病，1974年又被人用自行车撞成严重的颅脑外伤，大量流失了脑积液，生命难保，幸有名老中医任应秋救治，才捡回了生命，但头痛、头晕至今还在折磨着我。1980年10月由陕西省调到中国专利局出版社时，组织上让我担任支部书记，同样参与出版社的组建工作，我没有干过出版工作，就抱着边学习边做的态度去努力，领导上让我去出版局报批成立专利文献出版社，我带着相关文件、资料，乘坐公交车跑来跑去，争取得到批准。当我拿到国家出版局批准“专利文献出版社”成立的批文时，我特别高兴，为自己又能为革命事业出一份力了。就在我很想系统地学习和熟悉出版业务、为搞好专利事业出版物而努力时，领导因工作需要又调我到综合管理部组织联络处，负责与中央各部、委、局共几十个单位的专利管理部门进行专利业务联系。在我国专利事业初建时期，协助他们宣传专利法，贯彻执行《专利法》。几十个单位及其所属厂矿分布在全国各地，我就本着党的教导，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深入实际去联系各单位的专利工作同志，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地反馈给局领导，争取为他们解决困难，积极贯彻执行《专利法》。那几年，我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出差深入到各单位，我写了几十份工作汇报材料。虽然我一个人出差很辛苦，但心情很愉快，我也像父母一样地敬业，直到1989年60岁离休。 随着《专利法》的贯彻执行，中国专利局的对内对外的业务不断扩展和增加，1989年，当局领导让我去国家发改委为局机构升格争取该委领导的支持时，我认为是事业的需要，就积极地和局办公室主任一同带着说明专利事业的需要及相关资料，向该委领导陈述我局的请求，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该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后，支持我局的请求并得到国务会议的通过与批准。我局正式成为副部级的机构了，对专利事业的发展更有利，我和同志们都很高兴。由于局机构升了半格，各级领导的职务也升了半格，待遇不一样了，我也没有想过机构升格以后与个人待遇会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我得知自己依然是一名副研究员后，心中也没有什么波动。因为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心为革命事业，不能考虑个人得失，不能向组织上伸手要什么，完成任务是革命的职责。我觉得这样活着踏实、知足。 还是要感谢党，感谢，把我们一家引向了中国革命的大道！ （2012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