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城堡

［**卷］
　　搜寻希特勒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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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妨叫我D。T。。这是一个德文名字Dieter的缩写，而D。T。这个叫法还是可以用的，因为我现在是在美国这个奇特的国度。假如我表现出至今依然保留的忍耐的精神来，这是因为在这里时光的流逝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可言，而且那是一种容易叫人起来反抗的状态。难道这就是我写书的理由吗？我与过去的同事相处时，我们不得不发誓永远不做这样的事。我当时毕竟是一个无敌的情报小组的一员。它的编制是党卫军Ⅳ-2a特别小组，而且我们直接受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监督领导。今天，这个人被看作是一个恶魔，因此我并不想为他辩护——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万恶的恶魔。话虽如此，他依然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人，而且他有一个论点确实引导我有了从事文学的打算，这样的打算，我可以肯定，是很不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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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姆莱给我们精英小组训话的时候用的房间是一个小教室，里面装饰了深色胡桃木护墙板，只能容纳二十人就座，前低后高，共四排，每排坐五人。但是我要强调的不是这样的说明。我要关心的倒是希姆莱的非正统的观念。也许就是这些非正统的观念甚至已经促使我开始写一部肯定会让人感到不安的回忆录。我知道我将会驶入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因为我要根除许多传统的信念。一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就会一下子烦躁起来。作为情报人员，我们往往试图歪曲调查的结果。毕竟，撒谎成了习惯就有它自身的手段，但是，我所做的事要求我抛弃这样的手段。
　　行了！我还是介绍一下海因里希·希姆莱吧。您，作为读者，务必要有思想准备，这绝非可有可无。此人，背后有一个外号叫海因尼[1]，到了一九三八年他已经是四个真正重要的德国领导人之一了。但是，他*珍视、*秘密的脑力劳动却是研究乱伦。这一工作成为了我们*高级别的研究，我们调查研究的成果都是关起门来讨论的。海因里希常说，乱伦在一切国家的穷人中非常猖獗。即使是我们德国的农民也都身受其害，不错，甚至直到十九世纪亦如此。“通常，在学术界没有人会有意提及这个问题，”他常说，“毕竟，对这个问题总是无可奈何。有谁会自寻烦恼把某个可怜的人叫作乱伦的合法后代？绝不会，每一个文明国家的每一个机构都会迫不及待地把这种事掩盖起来。”
　　也就是说，除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以外，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高官都会把这种事捂起来。他那副不相称的眼镜后面确实酝酿着*不寻常的思想。我还必须重复一遍，对一个长了一张无精打采、没有下巴的脸的人来说，他无可否认地流露出令人沮丧的既聪明又愚蠢的表情。举例来说，他称自己是一个异教徒。他预言，一旦这个世界人人都主张信奉异教，人类就有一个健康的未来，每个人的灵魂就充满了迄今不为人们认可的欢乐。但是，我们谁也无法想象人们纵酒狂欢，肉欲高涨，以至于你会发现一个女人竟然会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投身到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做爱时的骨肉消融之中。绝不可能，即使是一个*有革新精神的人！因为他那张脸就像你总是可以在学校举办的舞会上见过的那样，找不到舞伴只能作壁上观的人，眼镜后面是一副很不满的神情，瘦高个儿，一个生理上无能的年轻人。他的肚子已经有点凸出了。你瞧他那样子，任凭人们翩翩起舞，他已经准备好了是要作壁上观的。
　　然而，这些年来别人不敢大声说的问题却一直让他着迷（我倒要说，这通常就是朝新的思想迈出了**步）。其实，他非常关注智力迟钝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因为希姆莱赞同这样的理论，即*有希望成为智力发达的人与*有可能成为智力迟钝的人两者之间仅一步之遥。所以，他总觉得社会地位低下、平常家庭里的聪明孩子就有可能是“乱伦生下的孩子”。他造的这个德文就是Inzestuarier。他不喜欢表示这种耻辱的较常用的词Blutschande（血缘上的丑事），或者上流社会有时候用的DramatikdesBlutes（血缘上的戏剧性事件）。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有资格认为他的理论不值一提，无须考虑。即使是在党卫军组建的早期，希姆莱就已经认识到，我们的头等重要的需求之一就是要成立杰出的研究小组。我们有责任对基本事实进行研究。正如希姆莱所言，国家社会主义的繁荣只有依赖这些LetzteFragen（*终的问题）。我们要探索别的国家不敢接近的问题。乱伦就是首要的问题。德国头脑必须在学术界重新确立它的领导地位。反过来——他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就是——也要高度赞赏海因里希·希姆莱，表彰他对产生于农业环境中的问题所作的深入研究。他常常强调这个基本要点：不了解农民你就休想对农业进行调查。然而，要理解这个俗人那就要讨论乱伦。
　　说到这里，我可以肯定，他会举起手来，做出与希特勒常用的小手势一模一样的动作——手腕轻轻地、没有男子气地抖动。这是海因里希的表达方式：“下一道菜是肉。一起上来的还有——土豆！”接着他就会振振有词地说起来。“不错，”他会说，“乱伦！这是一个说明老农为什么会那样虔诚的非常充足的理由。对于罪恶的极端惧怕必定会通过两个极端中的一个表现出来：要么是对宗教习俗极其忠诚，要么就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回想起学生时代我还能记得，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经写道：‘当天主教会认定通奸不可能加以制止的时候，他们就让离婚也成为不可能。’这是一句英明的话，即使是从不该说这个话的人嘴里说出来。关于血缘上的丑事，这样的话也同样说得通。那也是不可能加以制止的。所以，农民就想自己达到虔诚。”他点了点头。他接着又点了点头，仿佛他的脑袋起码必须使劲上下摇动两回，才能让我们深信他说这个话是非常认真的。
　　二十世纪的普通农民，他问道，有多少机会可以避免这些血缘上的诱惑？毕竟，那是不很容易的。必须指出一点，农民通常不是有魅力的人。繁重的农活磨损了他们的容颜。此外，他们身上冒着泥土和牲口的气味。到了炎热的夏日，各人身上的气味更是浓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基本的冲动就不会激发被禁锢的念头吗？鉴于他们社交生活的贫乏，他们怎么有能力做到兄弟姐妹、父亲女儿不相互牵连呢？
　　他没有接着说三四个孩子同睡在一张床上、手脚躯体横七竖八都滚在一起的情形，也没有接着说*让人觉得舒服的行为的笨拙本性——喘着粗气，极度兴奋地登上肉体乐趣的峰顶——但他倒是断言：“从事农业的有不少人都已经无奈地认可了乱伦，认为可行。毕竟，谁*有可能觉得父亲或兄弟饱经风霜的可敬脸庞尤其吸引人？当然是姐妹们！不然就是女儿们。往往她们就是唯一的人。父亲创造了她们，也成了她们注意的焦点。”
　　这个问题就交给希姆莱。二十年来他在头脑里储存了种种理论。虽然他是叔本华理论的忠实信徒，但是他也很重视在一九三八年还是比较新鲜的词语——基因。这些基因，是叔本华意志论在生物学上的具体体现，它们是这个神秘意志论的基本要素。“我们知道，”他说道，“本能可以从这一代传给下一代。为什么？我不妨说这就像意志要忠于它的血统一样。我甚至把它看作是一个幻想，甚至，先生们，把它看作是活跃在我们人类生存的核心中的一股力量。正是这幻想把我们与动物区分开。自从我们的时代在地球上开始以来，我们人类一直都在试图登上前方看不见的高峰。
　　“当然，要到达这个目标有许多的障碍。我们的基因在从父亲传给子女，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时候，其中*杰出的基因还必须要有能力克服贫困、克服屈辱以及克服生活的灾难。我要对你们说，伟大的领袖不常是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产物。更可能的是，这出类拔萃的领袖就是成功地打碎了镣铐的那一个，而这镣铐曾阻碍了十代失望的人，他们未能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体现这幻想，但是倒通过他们的基因把这幻想传递下来了。
　　“毋庸赘言，我是通过思索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才有了这些思想的。他的英雄的兴起在我们心中回响。由于他，正如我们所知，来自一个家史漫长、不很富庶的农民家族，因此他的一生表现了超人的成就。我们都惊叹不已。”
　　作为情报人员，我们在心里笑。这就是振振有词演讲的结束语。此时我们的海因里希准备进入美国人说的nitty-gritty（事情的本质）。“要问的实际问题是，”他说，“这幻想的光辉是怎样保护自己避免因混合而黯然失色？那是所谓正常生殖过程不言自明的。试想有成百万的精子，其中一个精子必须一路跋涉游向女性的卵细胞。对于在子宫的汪洋大海中游弋的每一单个精子细胞来说，那个卵细胞大得像一艘巡洋舰。”他停下来，然后又点一点头，“在一个健康的精子身上，也一定有着与战场上面对险峻的山岭不畏艰险的士兵所具备的同样的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精神。男性精子的本质是，它随时准备作出这样的自我牺牲，以便它们，至少，有一个将到达卵细胞！”
　　他两眼直瞪着我们。我们可以和他一起感到兴奋吗？“下一个问题，”他说道，“马上接着来了。女人的基因能与成功到达的精子细胞相协调吗？还是这些单个基因与各自对应的基因会出现冲突？它们会不会像不能好好相处的丈夫和妻子那样闹别扭？是的，我会回答这个问题，出现冲突那是常例。它们的相会可能是相当的协调，能保证生育繁殖的成功，但是它们的基因的结合几乎无法保证能互相协调。
　　“因此，当我们谈到要创造将体现这个幻想的那个人——超人——的人类愿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成功的可能性。一百万个家庭中甚至也找不到一个家庭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他们的基因会近得有可能生下一个超自然的孩子。也许在一亿个家庭中甚至也找不到一个。不可能！”——又举起手来——“我们不妨说，将近一千个亿。在阿道夫·希特勒这种情况，那个数字或许会大到可以与我们在天文学上用的惊人距离相比拟了。
　　“所以，先生们，从逻辑上来说，具体体现幻想的任何一个超人，必然是产生于惊人地相似的基因构成要素的匹配。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幻想的这些单个具体体现才会准备好使彼此都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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