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史:第二卷

　　《世界电影史（第二卷）》： 　　1933年的*初几个月是电影业*不景气的时期。许多片厂面临破产，而海斯却主张，要处理这场危机，不仅仅需要经济行动。他提出，只有更严格地实施守则，才能获得公众的同情，击退联邦干预的压力。他说服委员会签署了一份《目标重申书》（Reaffirmation of Objectives），承认“瓦解的影响”威胁到“制片标准、质量标准、商业实践标准”，并请求他们维持“更高的商业标准”。这份“重申书”成为海斯重新组织SRC的工具。SRC通信的语气改变了：正如一位片厂管理人员对其制片人解释的那样，“在此之前，我们被告知‘建议如何如何’，但*近收到的信都明确陈述：‘这是不能容许的’，或者采用某种同样坚决的措辞。”布林抛开其他工作，一门心思扑在行业自律上，向各电影公司证明自己发挥了作用，因为他能做温盖特显然无法做到的事情：为片厂在运用守则时碰到的问题提供实用的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它们的投资。从1933年8月起，SRC实际上是由他管理的。 　　布林也跟奎格利和其他著名的天主教徒时常保持秘密通信，试图让天主教会主教团加入进来，以显示天主教的文化自信。到1933年11月，他们说服天主教的主教们成立一个电影审查主教委员会（Episcopal Committee on Motion Pictures）.1934年4月，该委员会宣布将恢复建立道德审查会（Legion of Decency），其成员将签署一份保证书，发誓“远离所有违反礼仪和基督教道德的电影”。这个审查会并非公众情感的自发表达。其活动都经过巧妙协调，且目标明确：通过现有机制，有效地实施《制片守则》。表面上，审查会的主要武器是运用经济手段，威胁抵制某些电影或影剧院，但它真正的力量在于它制造舆论的能力。它的目的是胁迫制片人，而不是造成严重的经济破坏。为了将审查会与MPRC区分开来，表明主教们“不打算也不希望告诉电影界人士如何管理自己的业务”，它将守则的实施问题与电影业的商业实践如买片花等问题分开，这一点对它的成功至关重要。道德审查会大获全胜。6月，MPPDA委员会修订了《统一阐释决议》，SRC更名为电影审查委员会（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由布林担任主管，并增加了工作人员。制片人组成的陪审团解散了，使得向MPPDA委员会投诉成为质疑布林裁决的唯一机制。获得PCA批准的影片都将盖上一个印章，在每一份拷贝上显示出来。所有会员公司都同意不配销或发行没有证书的电影。根据惩罚条款，违反新决议将被处以两万五千美元的罚金。 　　考虑到公众对这场运动的关注，电影业做出赎罪的表现*符合自己的利益。该行业的宣传强调了1934年危机的严重性，目的是在SRC无法控制电影生产的“从前”与PCA的“自律”真正生效的现在之间画一条分界线。对公开悔罪行为的需要产生的一个结果是SRC逐步实施《制片守则》的历史被隐藏在更夸张的说明后面。如此夸张的直接目的与其说是奉承天主教徒（尽管道德审查会仍然对PCA影响巨大），不如说是挫败那些仍然要求联邦政府规范电影业的人。然而，事实上布林到3月就基本上赢得了这场内部战斗，当时大多数片厂都明确表示“愿意做正确的事情”。只有华纳还需要协调，它一直是大片厂中对守则和MPPDA态度*执拗的。随着协议在7月中旬实施，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就跟1933年3月一样，许多电影停止发行，大规模重建开始了，其中*有名的是梅·韦斯特将那部《这不是罪恶》（It Ain't no Sin）改为《90年代的美女》（Belle of the Nineties；1934）。接着，许多正在上映的电影不等发行周期结束就收回了：在接下来几年中，当各公司打算发行其他影片时，有更多的电影在申请许可证时遭拒。1934年初，电影生产策略也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发生了巨变。好莱坞改编高预算文学经典和历史传记的风潮直接产生于电影业公关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