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

赵树理的名声意味着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在农村的成功。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改变了新文学的叙述方式，使之由只适合案头阅读的文学，变能够口头说唱文学，大大拓展了新文学在民间的传播范围。同时，赵树理的通俗文艺改造，不仅为知识分子进入下层社会找到了路径，而且，也让新文学的启蒙诉求与通俗文学的娱乐、教化功能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宣传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旧道德与新思想间实现了不同价值体系的翻译。这一改变的显著效果就是实现了不同的文学形态、价值取向以及政治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平衡点的出现意味着三股文化力量和谐相处的可能。我们不应该把这种靠近的尝试简单地视作一种创作风格上的妥协，或者是迫于政治压力而牺牲文学性的无奈之举。这个平衡点的发现与其说是赵树理个人对于“大众化”形式难题的突破，不如说是左翼作家群体对阶级解放的理解的深化所带来的必然收获。
—— 节选自第二章 为了能够让改造了的通俗文艺在北京生根，为改造通俗文艺培养理论研究人才，赵树理决定把天桥的艺术送到知识分子中去，唱到高等学府里去。1951年秋季，赵树理与燕京大学教授林庚协作，在燕京大学中文系开了一门民间文艺课，两周一次，每周两小时，讲授内容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艺，如相声、大鼓、牌子曲，甚至还有被民间蔑称为“蹦蹦戏”的评戏等曲艺形式，计划每次介绍一种民间文艺体裁的历史沿革和艺术特色。有点出乎意料的是，这门课受到了燕京大学高级知识分子们非常热烈的欢迎。
这门课程之所以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它的讲授方式不同以往，不是由教授在讲台上授课，而是采取专家讲课和著名演员现场表演相结合的形式。在燕京大学的音乐系礼堂里讲演和表演的有作家赵树理、说山东评书的连阔如、说山东快书的高元钧、唱京韵大鼓的良小楼、唱评戏的新凤霞、唱奉调大鼓的魏喜奎、说相声的孙玉奎，以及表演旗人曲艺八角鼓的顾荣甫和尹福来等等。这种新鲜的讲、演方式吸引了不少燕京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前来观看。据上过这门课的燕京大学学生潘俊桐回忆，上课地点原定在睿楼，后来转移到音乐系小礼堂，因为那里可以自由加座，也便于说唱。可容纳一百多人的礼堂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后来者只有在后边站着，或者靠在门外，在听课的学生中还包括不少讲师和助教。给他印象*深的是新凤霞的评戏《刘巧儿》和连阔如的山东评书《潘金莲》，称新凤霞歌喉婉转，“听后大有绕梁三日之叹”；而连阔如声音洪亮，模仿人物惟妙惟肖，百多名听众“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
——节选自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