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鳞爪-周作人新探

诗案微痕 周作人的八幅自寿诗手迹 周作人之死与八十自寿诗 周作人的五封遗札 文案遗绪 周作人读《游仙窟》 周作人与“珍本丛书” 周作人《雅言》疑案 周作人的苏州之旅 佚案秘境 周作人：北伐与“北大消灭” 周作人专访稿发现记 周作人“新闻读者的苦口谈”之讲演 周作人“落水”备忘录 试读 周作人的八幅自寿诗手迹 ◎1934：打油诗中知天命 1885年1月15日，周作人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内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宅。到1934年1月13日，其五十虚岁生日将来之际，他按照中国的传统做寿“做虚不做实”的习俗，用南朝志明和尚“牛山体”的打油诗体式，于1月13日吟咏自己的五十大寿，自寿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宅吃苦茶。 诗的大意说周作人前世为出家和尚，今世却是人世间的居士，已到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闲来无事就在街头听人谈鬼，窗下画蛇；玩骨董，种胡麻；若问这是为什么，请到寒舍一面品尝苦茶，一面听我闲聊罢。此诗表现了周五十岁时的心态与情态，可谓其后半生人生态度的一份宣言书。 诗中的首联，其实概括了周氏家族中一个流传的典故。据说在周作人出生当晚，一个族叔外出到半夜才回来，走近堂内的门时，他似乎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站在那里，而周就恰在此时降生，所以周常说自己是“老人转世”。但其族人们却以讹传讹，将“白胡老人”说成是“老和尚”了，因此后来周在其《知堂回想录》中说：“我做的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诗’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这个典故。” 又过了两天，周作人在家设五桌酒席宴请亲友，当日，他又用13日做的诗的原韵写了一首：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这两首“自寿诗”写成后，曾在**首诗后加了个后序说：“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五十自寿诗，仿牛山志明和和尚体。录呈巨渊兄一笑。”所谓“牛山体”是指仿南朝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诗的风格写成的。诗写成后，周开始抄赠友人。**首后所加小序中所称的“巨渊兄”即赵巨渊，他把周抄赠给他的题诗，又寄给了上海《现代》杂志。这本杂志的编者施蜇存和杜衡，也是周的友人，迅即就在当年2月1日出版的《现代》月刊第4卷第4期上，将其影印刊载出来，并改题为《五十诞辰自咏诗稿》，署名知堂。他们为之还专门做了一期“周作人五十诞辰之祝贺”的专版，除此题诗之外，还有周与家人的合影，甚至把他五十寿宴的请帖都影印了出来。 ◎1934—1964：八幅题诗三十年 直至今日，就现存的周作人自寿诗手迹来看，从1934年到1964年，从其50岁到80岁的30年间，都一直在以各种方式题赠友人。由此也足见这组诗的声名远播，几乎就成了周一生诗文行迹的代言之作。在目前已知的，共计八幅周氏自寿诗手迹中，除了有一幅自题自留的写件之外，以及送给赵巨渊的那幅之外，还有六幅题赠友人之作，可以在此约略介绍一下。 这六幅手迹中，其中四幅是后来赠送给日本友人的。其一为款题“武者小路先生哂政”，受赠者为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日本小说家，剧作家。其二款题为“福田先生雅令”，钤有“知堂八十以后作”印鉴及“甲辰仲秋”的落款，知此书应写于1964年秋。这位“福田”先生，可能即指福田清人（1904—？），他是当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主办方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职员。其三款题“关桥先生哂政”，则待考。但从钤有“知堂五十五以后作”的印鉴来看，这幅题字也作于1939年之后了，当是奉题应酬之作，并非五十岁生辰当年的赠题之作。其四款题“冈田先生哂政”，受赠者可能是冈田武松（1874-1956），日本著名的气象学家，也曾是东亚文化协议会第二次协议会的日方评议员，在1938年12月的会议议事录上，曾与周作人同列一册。 题赠国内友人的那两幅则比较特别，一幅是周早年赠林语堂的，另有一幅是周晚年赠鲍耀明的。赠林语堂的那幅自不必说，后来引发的众多文人唱和与争论的所谓“自寿诗案”，正源出于这幅作品。这场“诗案”的始作俑者，毫无疑问应该是林语堂。此时林语堂在上海筹办小品文半月刊《人世间》，自任主编，于是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他特意邀请了很多文人写诗唱和，并在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刊出，周题诗手迹的影印件随之公布出来，周还特别为之重新拟题为“偶作打油诗二首”。同期《人间世》上，还刊载了刘半农、沈尹默和林语堂的唱和诗。 而另一幅新近公布出来的周作人自寿诗手迹，则是周于1960年题赠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据周1960年10月13日致鲍耀明信，则可约略知道1960年这幅题诗的来龙去脉。信中提及：“命写旧诗，兹以曲园旧笺（系曲园后人用旧版新印者，亦已廿年前的事了）写一通，聊以塞责，只有墨而无宝也。该笺疑用的是洋红（？），恐不能付袜，裱了怕沁。” 这幅题诗的确很特别，没有上款，没有“自寿诗”之谓，也没有后来改题的“打油诗”之称，确实也没有装裱，哪怕是简单的托裱也没有，只是两张原样的薄薄笺纸。题诗的笺纸确也特别，为红格信笺，笺右侧上方印有“仿苍颉篇六十字为一章”，左侧下方印有“曲园制”字样。这种笺纸，其实是清末朴学大师俞樾（号曲园）所制；而之所以在民国时代还能用到这种“前清遗制”，则有赖于周作人的学生、俞樾曾孙俞平伯(1900－1990)的重印。 1930年6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俞平伯所著《燕知草》，其中就附印了这种笺纸。俞还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出卖信纸”的小文章，其中提到，“我有一种旧版新印的信笺，大家一商量，大可出卖，而且莫妙于沿街兜卖。其时正当十一年四五月间”。可见，这种俞氏家族“旧版新印”的笺纸，*早在民国十一年（1922）就面世了；而俞本人手头存有一些，并将之赠予其师也是人之常情。20余年后，周应香港新朋友之请，拿这特别的笺纸来写当年的“自寿诗”，自是别样风味罢。只是从笺纸的行格布局来看，一首自寿诗写完刚好合适，别无空处题写赠言之类；再以美观角度而言，着实再也写不下多余的行款、题款、落款来了。但就书法的精深醇熟而言，时年75岁的周来写当年的五十自寿诗，的确已臻至化境，老笔成精矣。 ◎1944：出任伪职再打油 以上这八幅自寿诗一一看毕，似乎仍意犹未尽，按常理推测，周作人应该还会有自寿诗的再续之作罢。其实，当周60岁寿期临近之际，无论是他的故友新朋之间，还是普通读者之中，也都在揣测与议论，看是否又有所谓“六十自寿诗”之类的新作问世。 1944年9月，周作人果然又辑录了24首打油诗来发表。发表时特别声明，这次辑录的打油诗与六十自寿无关；而且先前的五十自寿诗，也是林语堂“硬说”的，原本也只是打油诗而已。在这份特别声明中，周氏竭力说明了不再写自寿诗的原因，归结起来，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那两首诗发表之后，在南方引起了不少的是非口舌，闹嚷嚷的一阵，不久也就过去了，似乎没甚妨害，但是拨草寻蛇，自取烦恼，本已多事，况且众口烁金，无实的毁谤看似无关重要，世间有些重大的事件往往可由此发生，不是可以轻看的事情。鄙人年岁徒增，修养不足，无菩萨投身饲狼之决心，日在戒惧，犹恐难免窥伺，更何敢妄作文诗，自蹈覆辙，此其一。”二是“大家知道和尚有所谓僧腊者，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计算他做和尚的年岁，在家时期的一部分抛去不计，假如在二十一岁时出家，到了五十岁则称曰僧腊三十。五十五岁以后也便是我的僧腊，从那一年即民国二十八年算起，到现在才有六年，若是六十岁，那岂不是该是民国八十八年么。六十自寿诗如要做的话，也就应该等到那时候才对，现在还早得很呢，此其二。” 如果说**条理由尚可理解为，那是一位闲逸之士不愿招惹事非，但求耳根清静的尘外之想；那么，第二条理由则颇令人不解，原来这位一直活跃在沦陷区文化圈子里的人物竟然出家做和尚了？而且出家为僧的时间，恰恰在他五十五岁之后，即1939年之后，这又做何解释？ 返观史料与史实，周作人自认的所谓“僧腊”之始，却正是其投日事伪、锋头正劲之时。此时，他已经先后出任日系势力控制的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伪北京大学筹备员、伪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理事、评议员等一系列伪职了。在其“僧腊”的第二年，也即1940年12月1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还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