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梅兰芳-(上下)

　　《父亲梅兰芳（套装上下册）》：　　表——童年的一段遭遇　　1957年的一个深夜，父亲剐演完戏回来，为了写作《舞台生活四十年》，他仍不知疲倦，在灯下翻阅一本《庚子大事记》……　　夜阑人静，他指着书中一节对我说：“你来看看当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的罪行！”　　随着父亲的指点，我看到杨典浩的一段记载：　　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　　以连环枪杀之，以致尸横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　　庚子年间（1900），父亲7岁，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书中血迹斑斑的记载，又使父亲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艰难的童年生活……　　父亲4岁丧父，从小由他的伯父梅雨田抚养。雨田是当时的名琴师，给演员谭鑫培操琴。八国联军入侵后，街市一片萧条，戏院、茶园大都被焚毁，剩下的几家也掩门歇业。演员有的闭门在家，有的逃离京城，有的生活无着，只得改行，像名丑萧长华当时曾在街头卖烤白薯，名净李寿山卖萝b和鸡蛋糕……雨田虽然是个名琴师，也只靠演一场戏挣一份钱养活全家，戏院长期关门，坐吃山空，同样得改行糊口。幸好他过去和一家修表铺的赵师傅交往甚厘.彼此传授技艺，一个学修表，一个学胡琴，因而雨田也学得一手修表的好手艺。往常同行家里钟表坏了，他都乐于代劳修理，分文不取；现在迫不得已，也只好靠修表来维持生计。　　当时，侵略军成天在街巷挨门搜掠财物，抢劫行人，“竟有带同两套大车数乘，在各胡同挨户装运。不独细软之物。即衣服、床帐、米面、木器，无所不虏……倏闻前街某家被扰，又闻后巷某家被搜；适闻左邻洋人才去，又闻右邻进去洋人；白天晓至日暮不下数十起……”（仲芳氏：《庚子纪事》）“洋兵挨户查看，亦有不计次数而来者，此乃私出攫取物件也。入门便问，有银元与表否？”（杨典浩：《庚子大事记》）　　梅雨田家住在前门李铁拐斜街，属于德军强占区。侵略军发现梅家有钟表，便不断闯入勒索，一天数次，骚扰不堪。　　“砰砰砰”，门又被敲响。家里的一个7岁男孩把门打开，见是一个黧黑面孔的洋兵，并没有显出丝毫畏惧，冲着他说：“你怎么又来了？我认识你，你来过四趟啦！”　　边说边用力把他朝门外推去。洋兵一挥手，把孩子蛮横地推倒在地，扬长而人，嘴里叽里咕噜地操着洋腔：“不用你管，叫你家大人出来！”　　家里存放的亲友的钟表全给洋兵抢走，此后再没人敢来委托修表，雨田的家境于是越来越不济了。　　7岁的父亲跟着寡母暂时避到外公、名演员杨隆寿家里。洋兵来犯，妇孺便藏在一间堆放舞台布景的屋子里。有一次，洋兵硬要撞进去，杨隆寿阻挡，发生争执。洋兵掏出手枪威胁，使他身心受到严重打击，于是悒郁成疾，不久便去世了。寡母只得带着孩子忧伤地重新回到梅雨田家。　　父亲的两个年轻姑姑那时到陈金雀（原名陈金爵，为当时著名昆曲小生，因演《金雀记》出名而获此名）家里避难，脸上涂了煤黑，藏在他家天花板房顶里，白天送饭上去，夜深才敢下来。陈家后来也被抢劫一空，生活从此十分困窘。　　庚子年底，雨田债台高筑，只好把住宅卖掉，租住百顺胡同宋家的几间房。有一次，房东催租甚急，父亲的伯母拔下头上的簪子去变换掉，才把房钱付清。　　光绪二十七年（1901），戏院还没有复业，梅家生活更形艰难，为了缩减开销，又搬到贴邻杨小楼住的那个四合院里，全家8口人（当时家中有曾祖母，梅雨田夫妇，雨田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小女儿，加上我父亲母子二人，共计8口人），租住三间房……　　黑暗的年月，悲惨的时世，在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下，多少中国人惨遭杀戮，多少老弱妇婴颠沛流离；当时聚居北京的一批戏曲艺人，同样是经磨历劫，终日在悲愁惊恐中过着日子。　　父亲心情沉重地对我讲述了上面这段他不大向人提起的童年遭遇。　　我问道：“那位开门不让洋兵进来的男孩是谁啊？”　　“就是我。”父亲答道，两眼闪着愤怒的光芒。　　父亲童年时亲眼目睹八国联军践踏祖国大地的血腥暴行，亲身体会到国破家亡的痛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从此深深地埋下了对侵略者无比仇恨的种子，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心中不断滋长起来。确实，父亲的一生是爱国者的一生。抗战初期，他演出《木兰从军》，并排演了新编历史剧《抗金兵》和《生死恨》，以艺术为武器，激励人们抗敌卫国。以后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他蓄须明志，任凭敌人威迫利诱，拒不登台给他们演出，表现出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中国艺术家的高贵品质。虽然父亲挚爱戏曲艺术，但他更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他乐于清贫自守，甘冒任何风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艺术。能经得住如此严峻的考验，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父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除了日后的思想锻炼以外，我想，这和他幼时的生活经历不能说没有一点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