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研究-第十三辑

　　《中国话剧研究（第十三辑）》：　　戏剧从来就是一种高雅而有秩序的狂欢，与时代和时代媒体形态的变迁紧密相连。相当多的情形下它确实可以体现为“国家仪式”，然而这样的“仪式”，即使在革命的非常年代，也仍然包含高雅而有秩序的狂欢这样的主导因素。在一般意义上，戏剧的文化存在离不开一定群体的参与，离不开一定的艺术和技术程式，并构成一定的公共文化秩序。在西方自不必说，无论是古典悲剧，还是其附属品“羊人剧”之类，都与传统的祭祀和庆典仪式有密切关系。中国古代戏曲在原初起源上一般也被认为与祭祀和喜庆的节令民俗仪式如傩戏、庙戏、社火戏剧相关，同时与宫廷典礼也有本原性的联系，而这些无不体现为朝野社会高雅或有秩序的狂欢现象。“唱大戏”这一俗常概念所蕴含的意义其实就带有中国式狂欢的意味。　　于是，从艺术层面而言，戏剧从来就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属性，它与其他艺术种类的显著区别，便是纯粹个人化的匠心独运的创造成分常常被压缩到*低状态；从文学层面而言，戏剧的文体特性往往弱化为它的载体和媒体特性的前期准备，它随时会乐于为特定的载体形态和媒体要求奉献自己的文体性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戏剧作为文学文体的单独定性注定是不完全的。“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他这里关注的是戏剧载体的复杂性和独特性。随着戏剧的发展，戏剧（主要体现在表演艺术方面）的载体效应逐渐让位于戏剧的文体效应，这时候戏剧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得到凸显，剧本创作擢升为*重要的艺术创造元素，戏剧运作的文化功能得到了新的诠释。媒体的加入，特别是多媒体的复合介入，冲淡了戏剧作为艺术载体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弱化了戏剧作为文学文体的价值功能，戏剧重新复归为一种公共围观的艺术，只是减弱了表演载体质地，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媒体特质和媒体效应。载体效应、文体效应和媒体效应是戏剧发展的三个历史文化形态，它们分别体现出三种社会文化及其心理现象。　　载体效应　　戏剧显然是一种特殊的载体艺术，文体和文本对于它来说只是它的一种必要的准备形态。戏剧载体便是王国维所说的言语、动作和歌唱之类，实际上是表演和舞台，或者说是演艺与剧场。这种载体状态下的戏剧体现出完全的艺术属性：演员的演出和相关的演技（在中国传统戏剧以及西方歌剧中，非常突出的因素还包括唱功）是戏剧艺术本体的*直接的体现，剧场等其他要素也是戏剧载体的必然要件。戏剧基本上依靠载体模态体现其艺术特性和艺术魅力，文本和文体内涵常常处于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地位。于是，在传统戏曲欣赏中，人们并非经常凝神于戏剧的内容，即便是人们对于戏剧中的情节了如指掌，甚至对戏剧中的台词倒背如流，对戏剧中的唱腔烂熟于心，可还是挡不住他们到戏院进行反复欣赏的热忱，他们的兴奋点聚焦于戏剧的表演，角色的唱念做打，以及围绕着这些主要载式并为之服务的各种剧场布置、设施、规则与氛围、情境。戏剧的文本载体的意义反而被相对忽略。　　这就是说，在传统的戏剧载体形态中，现场感和相应的仪式感成为戏剧欣赏的关键效应。尽管中国的戏剧观众不会像出入于西方歌剧院中的绅士淑女那样衣着庄重，风度俨然，观赏一场戏剧宛如参与一次盛大的节庆，他们可以穿着随便，甚至趿拉着拖鞋，在戏园中嗑瓜子，打手巾把，饮茶呷酒，边看戏边议论，或指指点点，或称赏有加，时不时随唱几句，动不动喝彩叫好，显然，中国传统观众所具有的现场投入的热忱以及现时参与的意识并不稍减于前者。角色开唱开打，甚至是一个暗唱，一个亮相，都期待着观众的现场评价，那当然是喝彩与叫好。观众的喝彩、叫好，已经成为戏剧载体的一个部分。这种喝彩与叫好，有时候也包括负面的倒彩和嘘声，属于传统戏剧观众的所有现场反应，早已超越了音乐与布景，超越了锣鼓与陈设，成为剧场氛围的主要承载方式，成为戏剧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