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边青年李明洲

　　《支边青年李明洲》：　　追来的女人叫艾大姐，是个居委治保委员，长得又矮又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人、人呢？李明洲见了她臂上的红套套就反感，阴笃笃地说：我不是人啊。艾大姐恼了：我说的是跑过来的那个乡下小姑娘！李明洲头也不抬：没看见。艾大姐说：她明明往这里跑进来了，这里又不通，你把她放跑了？！她发现了掉地上的那只匾如获至宝，这匾就是那个小姑娘的！她用这只匾买通了你！李明洲索性强硬起来：就算是我放跑的又怎么样？艾大姐脸一板：你包庇坏人，走，跟我到居委会去！李明洲说：你凭啥说人家是坏人？她偷东西了？艾大姐拍着竹匾大声说：她倒卖粮票，搞投机倒把！李明洲咕了声：什么投机倒把，神经过敏！艾大姐火了：你说什么？你是几号里的？叫什么名字？你管得着吗！李明洲推起自行车要走，艾大姐抓住货架：站住！只要是这条弄堂里的人，我都得管。嘿嘿。李明洲冷笑道，你算老几呀，还不是别了只红套套，吓唬谁呀，老子才不尿你这壶呢！虽然这是一句北方的骂人话，艾大姐还是听懂了：你、你骂人！你流氓！走，跟我到居委会去！艾大姐气得脸都歪了，上去抓李明洲，李明洲手一甩，艾大姐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你、你打人，快来人呀！打人啦！打人啦！艾大姐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自行车后架，一只手拿起挂在胸前的哨子放到嘴里“瞿瞿瞿”的吹了起来。两个人高马大的联防队员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下子冲到了李明洲的面前拦住了他。艾大姐指着李明洲：他放走了倒卖粮票的贩子，还打人。把他带到联防队去。两联防队员把李明洲反剪起双手架走了。　　听说儿子被抓，母亲何秀珍赶紧来到联防队恳求艾大姐，艾大姐一脸诧异：他是你的大儿子？我怎么没见过？李明洲1964年就支边到新疆去了，艾大姐是后来才搬到庆余坊的，自然不会认识。何秀珍求艾大姐放了她儿子，假期一到他就要回新疆去的。联防队长让李明洲写个检查，李明洲抓起笔在纸上写道：下次决不为乡下人指路。李明洲。队长一看：你小子写的什么呀！弄我白相啊？艾大姐息事宁人：行了行了，让他走，让他走。回到家李明洲跳上自行车就上街替农场的同事买东西去了。　　李家祖上是浦东方桥乡下的农民，李明洲的父亲李炳发读书用功，考上了师范学校当上了教师，全家才搬进了庆余坊的石库门房子里，成了城里人。庆余坊虽说是条陋巷，但比起黄浦江边上船民们搭建的鳞次栉比的棚屋危房来，这里也可以称得上是浦东的“上只角”了。李明洲从小心大，一心想当作家，是那种把命运交给未来的理想主义者。高中还没毕业，就报名支边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准噶尔盆地的哈拉苏农场，陆续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还调到白杨河垦区学校当上了语文教师。好景不长，文化革命来了，戈壁荒滩上挖不出文艺黑帮，就把他拉出来充数，批判了一通就下放到原来所在的哈拉苏农场劳动，好歹在业余演出队混到了一个编写节目的差使。其实他也没有壮怀激烈到打算把白骨埋在戈壁滩上，他是到新疆来搏一记的，一旦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作家梦成了一枕黄粱，还好他不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莽汉，他懂得要保持生活的正常就要放弃理想跟现实妥协——这就是命运的残酷，他要寻找退路了。文化革命虽未结束，知青返城却已暗流涌动。浦东乡下的姑夫为他介绍了在当地落户的女知青郑丽，李明洲立马回乡相亲，对郑丽一见钟情，郑丽对英俊潇洒的李明洲也颇有好感，但郑丽的家人担心他调不回来坚决反对，郑丽自己也有顾虑，便回绝了这桩婚事。李明洲师出不利心情烦躁，艾大姐还来找他麻烦，能不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