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

　　《盘活 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　　其一，它从资本方面来说，并不是面向社会广泛集资，而是家族式的，合伙性质的。这种方式使资金来源范围有限，使资金的筹集渠道和规模受到很大的局限。相反的是，西方的银行实行的是股份制，但这种股份制显然跟前面所提到的银股和身股，并不是一回事情。那只是笼络人才的手段，而它推动的则是资本社会化以及生产社会化。当银行通过这种方式将更多的资金收为己用，它的“财大气粗”就自然而然。　　曰后，进入中国的汇丰银行，甚至掌控了中国市场上的银根，手一紧，银根就紧，手一松，银根就宽裕。　　相比之下，票号这种“生理缺陷”，让它*终只能仰人鼻息。　　其二，票号的资本不仅依赖于东家，而且由东家承担“无限责任”一一这和西方实行股份制，且是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同样有很大区别。尽管这体现了东家的诚信，但是万一经营不善，就万劫不复，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票号的“再生长”能力，且让东家的心态在经营过程中发生变化。　　其三，票号虽然很能赚钱，但它们总是赚多少分多少，也不留公积金。这对员工来说，像是个好事情，但这却使票号不能逐渐滚动发展，扩大规模。像曰升昌，获利能力虽然很高，但分红也很大。*高的一次分红，每股红利与本金相等，也是1．2万两。据载，光绪年间，曰升昌就曾结账分红七八次。　　其四，和华尔街给了美国100多年的工商业腾飞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相比，山西的票号却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当新式产业的话语权握在外人手上的时候，票号在曰后的繁荣也成了无源之水。　　其五，票号自创立之初，不仅自身追求诚信，而且在向外人发放贷款时，一直采取的就是信誉贷款制度，不论贷出多大款项，都只看重对方的人格和信誉，“万两银子一句话”，不需要对方进行任何抵押。　　这无疑是给了贷款者以方便，而且让人觉得很有面子一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商人们都觉得以抵押品借款妨碍体面，是别人对自己人品或者说面子的看低。要知道，面子文化是中国*为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影响了诸多中国人的人生选择。但这样一来，票号虽然赢得了客户，潜在的风险却非常大。　　其六，它没有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这种碎片化的资金，尽管质量不高，但数量却是众多，处理得好，也能聚沙成塔，但偏偏被票号有意无意地忽略。对票号来说，它更喜欢来钱快来钱大的“项目”。　　比如，票号就喜欢做一些达官贵人的生意。这也很好理解。一方面，官员自身的积余应是不少，毕竟社会上都流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另一方面。官员的手中还掌握着权力，巴结好了，还能从他们手中无息或者低息拉到可以动用的公款，这就意味着票号能获得巨额的无息或者低息的资金。《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曾记载有这样的故事，“考前清定例，凡属官款，在京是存国库；在省则存藩库；在票庄者，官场与老板（老帮）私人情耳，故不行息也。所以票庄各码头之老板（老帮）之人，必选干练精明，应酬娴雅者充之，方能胜任而愉快。盖博得长官之欢心，青蚨”自然疑为飞来也。昔有某君为某分号老板（老帮），聪明干练，都雅宜人，到处官场往来，大有饮醇自醉之风。唯天性豪爽，不吝小费，起居衣食，亦备极讲究，忌之者以奢侈谗于总号长（大掌柜）。号长（掌柜）曰：‘某之奢吾岂不知?然每年结利之多，他人皆不若伊。须知伊之者，非奢也，其意实为号事计耳。　　盖不如此则交游不广，官路不通，而利微矣。如伊之奢何害也，请退与言。’闻者皆谓号长（掌柜）知人而善任。而票庄老板（老帮）各号中如此人者，尚多多也。老板（老帮）如此，伙友可知；一号如此，他号可知”。这让人不免唏嘘，要知道，票号在治理过程中一直强调防贪反腐，但为结交官府拼命花钱，却是正当无比，是为票号做的好事，也是别人想批评也批评不得的。事实上，票号结交宫府带来的利益也印证了文中这个老板（老帮）很有先见之明，同治年间，四川将军崇实把多年榨取所得，交由票号汇往北京，票号主坚不吐露崇实交汇的金额，仅仅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人们获知票号“年来得将军汇银费十三万两”一一你想想，汇费都如此之高，崇实的本钱该有多少?！从这个小故事我们还能得知，票号不仅巴结官府，而且在保密性上还尤为注意。这也是宫府愿意和票号一起做“生意”的原因所在。　　这种意愿到**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各行省都要按时按规定向指定口岸汇解战争赔款。距离近一点的没什么困难，但远一点的行省，则变得有些头大。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意味着有轻则革职、重则杀头的危险。它们只能主动寻求票号的帮忙。这倒中了票号的下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