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湾十一号

“寿则多辱”：周作人晚年的乞食
　　在周家帮佣的张淑珍说，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政府还给周作人发大米、糖、罐头，这些都是派她去东直门北小街给取的。事情的原委是，周作人夫妇喜欢吃大米，不习惯面食，但六十年代初，例如1962年，每人每月只有一斤大米的供给量，副食品更少。文联工作人员每次与周作人谈到生活，周作人都表示在食品方面困难较大。文联本来想为他办一个副食品乙级补助证，但从政治上考虑又觉不合适，后来只好让文联总务科为周作人买些大米、炼乳、白糖之类，每逢节日，还带着点心、水果到八道湾看望周作人。1962年春节，文联干部还把文联自办农场的羊肉、白萝卜送他一份，而这样的待遇，当时只有文联的老病残全委会委员才能享受。有一件事，很能见出当时周家政治上和日常生活上的窘境。1962年初，周作人写信给文联负责联络他的干部，说他家在街上买了私人的鸡蛋若干，受到街道监督人员的查问和训斥，希望帮他解决这个监督问题，因为需要营养，不买些私人的东西就买不到了。那位干部看了信，赶往福绥境派出所商谈。此后，福绥境派出所民警就叫周家随便上街买东西了。
　　周作人直到去世也没有获得公民权。当时杂志编辑黎丁从阿英那里听说，周作人快八十岁了，还由派出所交街道管制改造，他的日本妻子有病，需要照料，却让他三天两头去开会受训，弄得周作人没有办法，只好写信给阿英，阿英又报告周扬，由周扬出面解决了。周作人屡次申请恢复行使公民权。
　　1953年12月，北京市法院给他的判决是：剥夺政治权利。周作人不甘心，1958年4月又向区人民法院申请选举权，得到的结果是：不予恢复。令周家人稍感欣慰的是，羽太信子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于1955年得到内务部批准。
　　八道湾十一号的房间一下子少了很多。国军入住时占用的部分房产，随后被没收，包括周作人的“苦雨斋”在内。据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法院要拍卖他的藏书。有人认为周作人的藏书拍卖散失，是一个损失，提议由国家交给图书馆或大学，妥善保存，*好由胡适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周作人的藏书，今天还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见到，不过已经零散。
　　除没收充公者外，周作人还留下一些书籍。大约是在1951年，北京图书馆寄给北京鲁迅博物馆一份“周作人的藏书目录”，说周作人有意把这批书卖给国家，因为他“缺钱用”。当时鲁迅的藏书刚从上海到北京，要入藏鲁迅故居，还没有来得及清理，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只把这份目录和鲁迅藏书目录对照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不少雷同，就没有再同周作人联系。
　　到1952年，周作人仍有书籍出售。例如，3月18日的日记中有“下午整理废书，拟出售”的记载。除了卖书，周家还卖家具等物品。据周作人日记，1952年5月26日，卖家具二件，27日，卖掉德国闹钟，得六万元，还有一天，卖出床和大桌，得廿三万元，等等。
　　八道湾十一号总是“苦雨”，所以房屋要经常修缮，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1952年8月12日，请来姓高的瓦匠，为在北批屋东横梁下加柱，因为该梁已弯折，导致批屋常漏。19日，上午招瓦匠补漏，大小工各一人。第二天，工人又来修厨房屋顶，两天工资是七万元，用料白灰二百斤，麻刀八斤，共六万元。外加工费三千五百元。
　　这时，周家还用着保姆。除张淑珍外，还有个在他们家佣工多年的老保姆。这位保姆并未因日本投降后周家境遇的变化而离开。张淑珍回忆说：“算上我，我家两代给周家做事。二太太每月给我20块钱，另加4块钱买月票。我老头姓白，二先生叫我白太太。二先生绍兴官话，口音特重，说话嘴里跟含了热茄子似的，我听不懂，他要买什么东西，就用毛笔在信纸上给我写个纸条。……那些字条要是都留下，得有二尺厚了。可惜都没了。”“50年代，东安市场里有苏联饭馆、日本饭馆，二先生常叫我上日本饭馆给他买紫菜卷儿和其他日本菜。二太太糖尿病，我上医院给她取药。就这样，我边做街道工作，边给二先生家当保姆。”羽太信子病逝后不久，周作人为了缩减开支，不得不辞退张淑珍，但可能是不好意思当面说，也可能因为担心沟通困难，就写了一封短信给她：“白太太：近来因开支增加，每月须要付房租，并寄西安补助费，对于你处所送之款不能再送了，特此通知，尚祈原谅是幸。周启明十月廿八日。”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全国经济困难，食品短缺，很多人营养不良。周家虽然有政府照顾，但因为人口多，有限的配给不能满足需求，周作人不得不经常给海外友人写信，请求邮寄食品和药物。
　　1961年1月3日，他在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中说：“因为预备过旧历新年，所以老实不客气的和你谈俗事了。想请你示知一下，在阳历一月底，可以寄给我的，大约有若干钱。我想《新晚报》，应不成问题，循环能支付否？‘瞎子做梦，有无出路’，均希示及。又乙酉文编，何日可有希望，亦祈费神见示。国内现无文字‘外快’可得，如港汇未能如预算的收入，则须得及早举债，故不得不急急也。幸祈恕之。”
　　1961年12月28日，周作人给香港鲍耀明写信说：“昨方寄一信，奉托糯米，初意在旧历新年，仿故乡习惯，拟包粽子，但现在竹箬既然难得，而内人又久卧病，无人经营，为此特再上书，请予撤消。但另外乞寄砂糖一二公斤，则深感佳惠矣。……北京今年尚不大冷，新年将届，特发给肉票，每人可得三两，但人多肉少，至今还没有买到，听说可以买到一月二日。”
　　1961年8月2日，周作人给新加坡郑子瑜写信：“今日连接到惠寄小包，角糖二包先二日收到。砂糖散装十斤，亦已于今日送到，且并不收税，至感嘉惠，亦并感激公家之照顾也。近闻政府对于进口之食粮等物，已免课税，惟肉类似在例外。北京近来闻油糖配给均将减少，亦未知如何，至猪肉则已有数月不发给肉票，人民亦习而安之矣。”
　　周作人晚年此类书信不胜枚举，透出了一个老年“乞食者”的无奈和悲哀。
　　周建人的妻子羽太芳子及其子女，仍然跟周作人一家住在一起，这无疑也增加了周作人的负担。周作人晚年的写作，多回忆旧事，新鲜内容不多。因为没有发言权，更没有主人公的身份，作为边缘人甚至局外人，他的言论很难有主脑。但他的文章仍保持着文字的纯净，态度的安详，不失大家风范。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较大的写作工程之一，写他的经历和交游，提供了很多珍贵史料。此外，因为有了充裕的时间，周作人可以潜心翻译，所以他这个时期翻译成绩很可观。不过，与创作一样，或者比创作更甚，翻译对他来说也是与世隔离的工作。出版社派给他的任务，大多是翻译古代的“经典”作品。
　　鲁迅少年时代家庭遭难，青年时代婚姻不幸，成名后常受“围剿”，心劳力竭，英年早逝。周作人虽然生活安稳，得享长寿，但晚年坐牢，丧失公民权，失去人格尊严，这份苦楚是鲁迅所没有经历过的。
　　周作人将这晚年处境自嘲为“寿则多辱”。
　　他一生的*后二十来年，象征地说，是在八道湾四合院这个囹圄里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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