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黄煌的经方人生

　　 我的老师叶秉仁先生 1973年7月，插队回城不久的我被当地政府分配去当中医学徒。我拿着卫生局给的介绍信，跨进了一家当地有名的医院。医院在县城的中心，是座深宅大院，紧贴着石板大街：石库门，青砖厅堂，落地花格长窗，天井，厢房……可能原来有好几进，但现仅剩三进，都成了挂号室、诊室、药房、化验室、注射室、供应室等，*里面是一栋别致的两层小洋楼，那是住院部。我在这个医院中度过了6年的时光。 老师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叶秉仁先生。他当时60多岁，肤白，头发胡子花白，对人特别客气，经常点头微笑，是大家所说的“大好人”。先生与我是同乡，且与我父母是世交，一口县城东乡话，听来十分亲切。所以，与先生交往，我从未有过半点的隔生。 叶先生的医术很好。据说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长期在农村行医，在调到城里之前，是东南乡知名的好医生。他既能打针、背药箱，又能开方子，是在临床上打拼过来的。叶先生*善于辨病，常常能在一般的腹痛、腹泻病人中发现肝癌、胃癌、肠癌等病。那时医院有个工友，恰好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每天脓血便，按痢疾治疗未效，叶先生一看，说是肠癌，后来果然死于此病。他对疾病的转归非常清楚。他管的病人，绝对不会死在他手里；发现蛛丝马迹，他早就作出处理，或转院，或会诊，或向病人家属说清道明。所以，就是病人死了，家属还是千恩万谢。叶先生还有一手过硬的临床诊疗技术。他不仅能熟练地进行胸腹腔穿刺，那些连护士都打不进的小儿头皮静脉针，老人竟然能一针见血！这都是当年在农村卫生院练出来的。后来因为手抖，也就不摸针筒了。 叶先生的医德更是感人。跟他抄方多年，从未看到他与病人红过脸。那年，先生负责创建中医病房，他不仅每天查房，晚饭后还要去病房转一转，和病人聊聊天。冬天查房，他听诊时常常先用手焐热听诊器，然后轻轻放到病人的胸口。有一次，病房收住了一位老工人，大便几天不通，用药无效，先生竟然毫不犹豫，戴上手套，亲手为病人掏大便。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跟叶先生学医的**天，就是坐在他旁边抄方。所谓抄方，就是先生口述配方，我抄录在处方笺上。中药药名虽多，但经常抄，也就慢慢记住了。那个时候，诊室里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有，很多都是大病、重病，这些病人都是我学中医的“教材”。先生看病时，常让我触摸病人的肝脏，那时常常发现肝脏边缘不整的肝癌患者。遇到心脏病人，先生会教我听心音，然后在纸上画一圆圈，中画一十字，给我讲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先生对方剂很熟悉，遇到比较典型的用方，他就会教我自己编的方歌。先生编的方歌，一般仅两句，且不拘泥于格律，只要记住顺口即可。至今我还记得逍遥散的方歌：调肝理脾服逍遥，三白（白芍、白术、白茯苓）荷（薄荷）草（甘草）当（归）柴（胡）烧（煨生姜）。开始我用先生的方歌，后来我也学着先生的方法自己编方歌，普通话、方言俚语全用上了，力求形象、诙谐、好记。比如小青龙汤方歌：黄（麻黄）白（白芍）干（干姜）细（细辛）小青龙，五（五味子）桂（桂枝）半（半夏）草（甘草）居当中；三仁汤方歌：三人（杏仁、蔻仁、薏苡仁）扑（厚朴）通（通草）滑（滑石）下（半夏）来。这样一来，兴趣大增，方剂能记住了，可先生的方歌倒反而忘掉了，实在惭愧！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全国大搞中草药运动，先生积极响应，研究草药。他常用马兰根、板蓝根治疗感冒，用白槿花、马齿苋、望江南治疗痢疾，用马兜铃、鱼腥草治疗咳嗽吐痰，用白花蛇舌草、虎杖根治疗肝炎，用仙鹤草、墨旱莲治疗出血，用合欢皮、夜交藤治疗失眠，用割人藤、猫爪草治疗结核，用夏枯草、稀莶草治疗高血压，用金钱草、海金沙治疗结石，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半边莲、八月扎、蜀羊泉治疗肿瘤，用鱼腥草、墓头回治疗带下等等。先生说，政府有号召，我们必须响应。他一生谨慎，所以他的家庭成分虽然不大好，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未遭大难，这和先生的政治反应敏捷有关。说实话，这些草药的效果平平，但先生还是老老实实地在临床使用，并不断摸索。后来，他竟然创制了几首草药方，代表者有银蝉玉豆汤，用金银花、蝉蜕、玉米须、赤小豆、连翘、浮萍、白茅根、冬瓜皮、车前草，水煎服，主治急性肾炎；还有治疗乙型脑炎的银翘青板汤，用金银花、连翘、大青叶、板蓝根，他也用来治疗流行性感冒。 叶先生家与我家靠得很近，下班后，我俩常常一路走，一路聊。路上先生和我讲的*多的就是如何和病人交流。他说当医生不要将话说绝，因为临床情况复杂多变，要多长心眼。他说周总理说过，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医生，就是要不断学习，学到老，还学不了。他也常夸我聪明，但同时又告诫我不能骄傲。我常常晚饭后就去叶先生家，他会让我看他的笔记本，内容大多是按病种摘抄的临床报道和经验介绍，中医西医均有，分门别类，用钢笔圆珠笔抄写，如蝇头小楷，非常秀美。 叶先生健谈，尤其是他高兴的时候，常常谈他的往事。这些往事，几乎都与医有关。他讲过当年在上海读书时，有位调皮的学生将巴豆塞进糕点“蟹壳黄”中，结果让误食的同学大泻不止。说到此，他会像孩子般地笑起来，好像回到了当年。他说，对他学术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事情，莫过于传染病的治疗。上世纪40年代末，他刚从学校毕业返乡行医，适逢霍乱大流行，踌躇满志的他立即按张锡纯先生介绍的卫生防疫宝丹配制后分发给病员，但收效不理想，采用补液后才活人很多。后来，又遇流行性脑脊膜炎流行，他先用白虎汤、葛根汤等治疗，但效果都不如磺胺类药，更不如青霉素。这对他的触动很大。自此，叶先生笃志于中西两法治病。*让先生骄傲的，也是他反复提起的，是60年代中期参与苏州地区乙型脑炎抢救小组工作的经历。当时，他不仅熟练使用酒精擦浴、冬眠灵内服等物理及药物疗法，而且，还配制了抗病毒退热的验方银翘青板汤，并成功地用平胃散解决了患儿的胃液潴留，用白虎汤治疗过高热等。因此，叶先生受到了卫生行政部门的表扬，并将他调入县中医院。他常常对我说，学术无国界，治病在疗效。这是先生一生行医经验的总结。先生是极力主张中西医结合的，也是一生进行中西医结合实践的。 我在先生身边学了3年。满师的那天，叶先生笑着说，从今天开始，要叫你小黄医生了！从此，我开始独立行医。我将先生的诊余医话整理成文，以《杂谈偶记》为题发表在当时声名显赫的《中医杂志》上。先生十分开心。后来，我考上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每年回家，总去叶先生家看望他。1988年，先生不幸被撞股骨颈骨折，从此卧床不起，经常高热，尿路感染，并开始消瘦。记得1993年春节，我回去看先生，他思维有点乱了，但还能认识我。他喃喃地说要去深圳，还要干番事业。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当医生！ 这就是我的老师，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