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传

**章　民主与民主的缺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在1930年写下过这样的话：“文明能否控制住人类侵略和自我毁灭的本能，这是关于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人类已经拥有了能够支配自然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让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杀戮变得轻而易举，*终会让他们走向毁灭。人类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他们一切不安、不快和焦虑情绪的源头。”
　　预见到这场灾难的不止弗洛伊德一人，因为那时整个世界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而法西斯主义者们又蠢蠢欲动准备夺取整个欧洲的政权。**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民主和暴力双双升级，这在德国尤为明显。1919年2月在魏玛宪法签署完之后，德国进入了多党制时代，其政治体系开始显露生机，总统和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保护自由平等的权利法案出台。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社会俨然一片文学艺术的乐土，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帝国时代随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而烟消云散，那
　　时的德国堪称欧洲历史上*民主的国家。
　　在民主发扬光大的同时，暴力的因子也渗透到了德国的每一个角落。全国上下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准军事组织，这些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参与城市巷战，袭击政界人士；为了震慑敌对力量、恐吓市民，并伺机夺取政府权力，这些组织都组建了自己的民兵团队，而纳粹只是这诸多组织中的一个。此外，他们还会通过报刊，或者在酒吧聚会和公众演说现场发表煽动性言论，挑起暴力冲突，他们向市民灌输极端种族主义思想，强化民众的排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心理。民主秩序沦为政客们的工具，他们借机煽风点火，找人刺杀他们口中所谓的卖国贼，声称一战期间就是这些人“在德国背后捅了一刀”。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纵容了暴力文化的滋长。弗洛伊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对当代文明提出质疑，称这些暴力行为为“侵略”和“自我毁灭”。此外，在分析中，他还预见到纳粹将夺取政权。1933年，在政治手段和暴力手段的双重压力之下，政权果然落入了纳粹手中。纳粹否定了个人自由这一基本的民主要素，却对各种异议加以保护，以争取公众支持。弗洛伊德指出，这样的事不仅仅发生在德国，一战之后，在西欧大陆的几个文明和民主程度*高的国家，诸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和德国，法西斯政党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荒谬的是，这些对民主产生威胁的暴力因素却恰恰就是民主的产物。
　　历史学家对纳粹上台的原因往往分析得过于复杂，但是很多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恐怖事件的人都认为，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与法西斯的暴力行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汉娜·阿伦特曾是纳粹德国的难民，她曾发表过著名的言论，称欧洲旧贵族的没落和“无阶级社会”的兴起让崇尚暴力的极权主义政权获得了民众的支持。阿伦特曾写道，“极权主义运动毫无节制地滥用民主自由，*终目的恰恰正是为了毁掉它。”同在纳粹时期流亡海外的西奥多·阿多诺非常反对阿伦特的论述，但他赞同阿伦特关于社会暴力的分析。在二战的阴霾之下，阿多诺进行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破译了隐藏在美利坚等国家人性自由光环背后的“权威人格”——这些国家的公民内心埋藏着的压抑与暴力倾向会让民主从内部瓦解。
　　人们对民主弱点的担忧恰恰加强了对他们民主暴力的恐惧。持这类观点的人认为，民主通常会纵容极端主义，阻挠政府做出回应。这也是许多观察者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里所总结出的观点。一次又一次遭遇欧亚法西斯国家的进攻，即便是更加强大的民主国家，比如英、法、美，都不知如何应对。法西斯的领袖们对他们长期的扩张目标毫不讳言，而民主社会却连使用必要的武力都很不情愿。当时民主国家都把关注焦点放在内需上，认为军事力量是靠不住的，而且生怕在经历了1914年到1918年的战火摧残之后，世界很快又要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沼，于是，它们决定向法西斯主义侵略让步，采取一种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意大利完全无视国际联盟的存在，对埃塞俄比亚发起进攻；德国则重新武装了莱茵兰，德国境内的犹太人遭到迫害，德军兵不血刃便占领了苏台德地区，而后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二战爆发前夕，希特勒将英美两国视作懦夫便也不足为奇了。
　　在纳粹日渐强大的史实背景下，历史学家们在分析民主国家的软弱政策时往往会把问题复杂化。诚然，在当时经济萧条、内乱频发的大环境下，英、法、美等国的军事力量的确有限，然而在那段岁月中挣扎着存活下来的人都清楚，那些民主国家并没有对法西斯的暴行采取任何有效的抵制措施，直到千百万人遭遇迫害的悲剧酿成，这时民主社会幡然醒悟，却为时已晚。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依然非常有限，如若它的邻国们懂得早下手为强，那么拔去纳粹政权的獠牙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这些民主国家选择了*低限度的抵抗，非要摆出仁义的姿态，放弃使用武力，毫无根据地幻想只要他们善待自己的敌人，那么对方自会有所收敛。丘吉尔在代表绥靖政策失败的见证者们讲话时曾一再表示，“道德有多软弱，邪恶就有多猖獗；不管是从国家架构上来看还是从传统上来看，民主国家都习惯于依赖结盟，一旦处于单打独斗的境地，它们便都缺乏恒心和信念，否则这些国家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民众”。
　　虽然这番言论中充斥着对民主的质疑，但二战后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制定者们都怀着丘吉尔式的抱负，言谈措辞都会往那个方向靠拢。丘吉尔提出过警告，面对志在必得的敌人，民主国家的绥靖政策和软弱态度会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冷战时期的总统和他们的顾问在分析外部威胁时常常会受到这番警告的影响。因此，面对对手，尤其是苏联的扩张，美国领袖们绝不会姑息容忍；相反，他们会巩固自己的力量，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实力，以期震慑对手，让他们打消扩张的念头。他们认为，在双方剑拔弩张、地区冲突频发的情况下，维持历史学家所谓的“大国优势”才能有效将其威胁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这就是遏制政策的本质——既非姑息让步，又不急于求战，唯一的目的就是阻止对手扩张。遏制理论*主要的奠基人之一乔治·凯南曾经呼吁，一旦发现苏联有任何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举动，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对其进行遏制。在对比了所谓“理智的长期战略”和“心血来潮的民主手段”之后，凯南建议对苏联采用一种“耐心、坚定且谨慎的遏制手段以打压它的扩张趋势”。在凯南和美国其他冷战战略决策者眼中，遏制是需要“精神和政治领导力”的，民主社会常见的优柔寡断和缺乏团结的特质是不可取的。
　　鉴于遏制理论的本质，以及基于这个理论对民主做出的判断，二战后美国国防部、中情局以及总统办公室等机构都开始采取前所未有的集权化管理方式。虽然美国没有变成一个独裁国家，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已完全没有了老一辈美国公民想象中的民主特质。美国从未在和平时期如此重视自己的作战能力，也从未如此热衷于国际军事和经济援助。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战略性转变带来了美国民主结构和前景的变革。
　　亨利·基辛格的事业就是在这场变革中起步的。以20世纪30年代的眼光看，任何人都比他更有可能爬到美国社会的*上层，而站在21世纪往回看，在高层权力梯队中，又没有人能比他站得更稳。基辛格地位的转变正说明了从魏玛政权消亡到冷战时期，国际权力的结构与内容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在一个用民主程度检验政治合理性的时代，对民主的质疑标志着基辛格和他身边那些人在职业上的成熟。
　　基辛格的传记作家们都无一例外地指责过传记主人公缺乏民主观念，这一评价不无道理。但拥有这一特点的并非基辛格一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担心民主对社会和外交政策产生不良影响的大有人在。魏玛共和国分崩离析，纳粹上台，二战爆发，这一系列经历让当时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人相信，民主也有着黑暗的一面。
　　公民主体的政治化导致了国内的动荡与暴力冲突，也使得民主国家在面对国外威胁时更倾向于退缩和不作为。与基辛格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年轻人因魏玛民主政权的倒台而被迫流亡他乡，又亲眼看见了20世纪30年代民主国家面对法西斯主义的软弱态度，因此他们必然会想要寻求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来替代大众政治。这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问题，它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情绪，是这些被迫流离失所、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人们看到自己的邻居正袖手旁观时必然会产生的情绪。民主政权是如何对抗希特勒的？在所谓的“文明”社会里，反抗的声音显得那么稀疏而且有气无力。弗洛伊德在描绘现代社会的侵略与自我毁灭的本质时就已预见到了这一点。基辛格和他那一代人都不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
　　巴伐利亚的犹太人
　　20世纪30年代，纳粹军官在搜捕基辛格一家的过程中，发现亨利·基辛格的父亲路易斯·基辛格拥有“巴伐利亚”的公民身份。亨利和他的弟弟瓦特也一样。当然，巴伐利亚的政治身份不妨碍他们忠诚于德国，但是这一身份也确实象征着一种重要的历史特征。包括犹太人在内的许多公民在纳粹眼中都属于“德国人”，但像基辛格这样的家族却被他们称为“巴伐利亚人”。
　　纳粹分子意识到了一个相当明显却常常被20世纪和21世纪史学家们所遗忘的事实：巴伐利亚漫长的独立史以及它与德国其他州，尤其是普鲁士之间频繁的对抗对中欧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800年后，趁拿破仑重组德意志各邦，巴伐利亚王国扩大了疆域。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与法兰西结盟，并因此获益。马克西米利安统治时期，被纳入巴伐利亚疆域的领土中包括了一些犹太人口众多的地方。巴伐利亚君主政体变得更加集权化，并实行了关于民权平等的新法，但同时也保留了对犹太人口流动的严格限制。新生的巴伐利亚成了开化与反开化思想并存的王国，在法兰西与普鲁士的双重影响下存活。
　　巴伐利亚政治的特殊性，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政策，在19世纪显得尤为突出。和当时许多其他联邦一样，巴伐利亚也追捧过一系列的“现代化”措施，但主要的措施与日后统一并入德意志的各邦所奉行的政策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历史性的特殊政策对基辛格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尤其是在他年轻时目睹了魏玛共和国的崩塌和纳粹政权的兴起之后。
　　在19世纪的巴伐利亚，所有现代化的标志，比如以城市工业为支柱的经济、标准化的教育体系以及高效的行政机构，都是依靠高度集权的君主制政府来建立的。1813年，为了发展经济，让社会趋于稳定，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签署了一项“犹太人法令”，让这个弱小的、备受压迫的弱势民族有了一种全新的生存状态。这项法令依然限制犹太人居住和通婚的权利，对宗教信仰也保留了诸多壁垒。然而它明确承认犹太人是巴伐利亚的公民，受到巴伐利亚王国的保护。犹太人终于告别了长久以来的外国人的称谓，在那个迈向现代的社会里拥有了合法的身份。
　　1848年，武装革命席卷欧洲，当时的君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禁止国内推行代议制以及其他更加民主的执政形式。然而他也加强了对犹太公民的法律保护。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政府所颁布的法律宣布取消对犹太人居住、通婚和其他诸多方面的限制。这一改变至少在理论上先于德国法保证了犹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从这次前所未有的变革中，不难看出巴伐利亚的统治阶级正努力试图弱化外来民族的异族形象以巩固国内的经济，因为巴伐利亚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犹太商贾。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和他的顾问团队花了很大工夫说服众议院通过了这项提议，给予了犹太公民史无前例的自由。
　　犹太公民的解放是由集权、专制的巴伐利亚君主自上而下推行的，它体现的是独裁领袖的意愿。而犹太公民若想表达自己的意愿，通常需要借助大范围的甚至是暴力的抵制行动。而社会底层则滋生出了强烈的反犹情绪。公众借以表达民族意愿的渠道——尤其是各种政治俱乐部和报刊——成了怨恨与偏激情绪的载体。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民主手段被用来为非民主的目标服务”。
　　对于犹太人解放的抵触力量明显来自自由主义群体，正是这个群体试图在巴伐利亚社会推行民主公开的执政形式，1848年，他们的意愿表现得尤为强烈。1849和1850两年间，巴伐利亚先后共有1700多个团体组织向政府请愿，要求撤销解放犹太人的一系列措施。这些组织中包括不少早年成立的“民主俱乐部”，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倡导政治改革。支持犹太人解放的地区只有三个，其中包括基辛格未来的家乡菲尔特。而黑尔茨的议会则更倾向于支持巴伐利亚多数人的意见：
　　虽然我们作为基督教徒理应将爱传递给我们的犹太同胞，而且应该尽*大努力去完成这项使命，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也被赋予了自我保护这一同样神圣的使命，因此我们不得不尽同样的努力去反对犹太人的解放……我们认为赋予他们平等权利的提议是荒谬的，因为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宗教节日、婚姻等等，犹太人都绝不可能融入我们的群体。
　　在民意和激进运动的双重压力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收回了解放犹太人的许诺，因为当时全国上下反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强烈的抵制情绪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权力主义的改革。在当时的千千万万名激进分子中，愿意站出来维护犹太人利益的寥寥无几。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反犹之战中，巴伐利亚统治阶级的举措不过是给党同伐异者们踩了一下刹车，但*终还是没能起到任何作用。绝大多数公民应该并不想伤害犹太人，但对于反犹太主义社会运动，他们都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有时甚至还会表示明确的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像路易斯·基辛格和他的儿子亨利·基辛格这样生活在巴伐利亚的犹太人当然非常了解这段历史。他们亲眼看见了反犹运动的成果。一战以后，日常生活和娱乐场所依然采取隔离措施，犹太人群体在巴伐利亚仍然遭到排挤。他们也亲眼看见了反犹太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这让他们意识到，指望民主激进分子去推动以公平进步为目标的变革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事实恰恰相反，巴伐利亚的大众舆论只会为怨怼心理和暴力倾向推波助澜。即便是在基辛格的家乡菲尔特这样相对包容的地区，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
　　巴伐利亚的犹太人很难对民主产生信任。一旦大众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有着深厚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弱小民族必然会损失掉很多东西。而且他们已经在狭隘的专制政权统治下挣扎着生存了很久。这一情形让犹太人进退两难，找不到任何解决的办法。基辛格家族的反应是我们能够料到的。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潮主张将权力赋予大众，从而争取自由。对于这一思潮倡导下的运动，基辛格家族采取回避的态度。同样，他们也拒绝加入德国20世纪初期那些形形色色的右翼党派，这些党派都主张回归独裁统治。
　　亨利·基辛格的家庭和当时许多巴伐利亚犹太家庭一样，不愿掺和到政治中去。路易斯·基辛格曾支持过保守民族主义者，他们宣称要通过强有力的领导来改善所有德国公民的生活，而非依赖大众运动。亨利记得父亲把选票投给了中央党，因为中央党强调民权平等，而反对自由主义者们所倡导的个人至上。中央党向民众保证维持现有政权和传统，将道德观念灌注到政治中去；他们所建立的政府不会热衷于革命，他们所管辖下的社会必定是领袖英明，政治清明。中央党的政治蓝图在巴伐利亚和德国其他地区笼络了不少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纳粹分子的攻击和二战战火的洗礼都没能将它撕毁；相反，它在战后为西德杰出领袖康拉德·阿登纳以及他领导下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联盟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的欧洲淹没在民主化的浪潮里，那时的民主还带着理想主义的意味，对集权式的治理模式很不信任。保守民族主义则截然不同。在巴伐利亚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集权政府的政策比民主主义的更为进步。全世界的改革家都指望着“人民”来推动社会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但由于巴伐利亚的特殊性，那里的人民对这种普遍的期待抱着一种偏见。在巴伐利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更愿意关注统治阶层的举动，而不是一些由社会底层发起的运动。亨利·基辛格就认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应该是高居庙堂之上的政治家，而绝不是街头巷尾那帮惹是生非的乌合之众。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环境更加强化了他们的这种认知，因为当时的新型政治体制为经济社会的进步带来了机遇。
　　魏玛共和国
　　亨利·基辛格来到世上的时候，民主的世界里正交织着希望的光明和绝望的黑暗。亨利·基辛格生于1923年5月27日，父亲路易斯·基辛格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母亲葆拉·基辛格（她的娘家姓施特恩）则来自一个富裕的商贾之家。基辛格幼时的德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文化经济都相对繁荣的时期；他的家乡菲尔特地处巴伐利亚境内地势相对平坦的中弗兰肯地区，东面就是纽伦堡。菲尔特是当时的农产品和小型工业产品的交易中心。这个地方人口不多，大约有70000人居住，基辛格出生的时候，包括他自己的家族在内，犹太居民共有2500人左右。当时整个国家75%的人都信仰基督新教，而犹太人这个小族群则拥有7所犹太教堂。与菲尔特的其他居民一样，生活在城镇的犹太人与他们在乡村地区乃至纽伦堡、慕尼黑等大城市的族人之间通过亲缘、宗教和贸易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从许多方面来说，菲尔特都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民主政治的楷模。1920年到1932年间，每次议会选举，菲尔特都有超过80%的选民参与投票，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巴伐利亚乃至整个德国的其他地区，更不用提其他西方国家了。每次都至少有4个不同的党派所获选票比例高于5%，这些党派中有些是极右的，有些是极左的。1932年之前，社会民主党一直是菲尔特*大的政党组织，但它还是占据不了主导地位，这与同时期美国的政治情形是截然不同的。而到了1932年，即便纳粹党在德国的支持率陡然攀升，社会民主党和包括德国共产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支持率也依旧能与纳粹抗衡。菲尔特的公民——不管是新教徒、天主教徒还是犹太教徒，不管是男是女——都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于是不少有代表性的观念学说便在当时的民主土壤里生根发芽了。
　　基辛格回忆说，在童年时期，他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产之家，日子过得还算惬意。他们既不属于精英阶层，也不是一贫如洗，他们有能力接受教育，有适当的经济来源，又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路易斯和葆拉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的儿子亨利和瓦特会过上更舒适、更体面的生活。菲尔特社会阶层的流动曾一度实现了民主化，甚至连犹太人都能感觉到。被迫离开家乡多年后，路易斯·基辛格仍回忆说，那是他“职业生涯中*快乐的几年”。作为20世纪20年代在菲尔特成长起来的孩子，基辛格家的子女很可能比巴黎、伦敦甚至纽约的同龄人拥有更好的前途。
　　通常，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体会分别聚居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菲尔特的各种宗教群体的工作和娱乐场所是混合在一起的。基辛格一家信仰正统派犹太教，据亨利回忆，他的父亲对教规一向是严格遵守的。不过路易斯·基辛格供职的是一所非教会学校，这个学校大部分学生都不是犹太人。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工作到1935年，《纽伦堡法案》出台后，他便没法留在那里了。亨利和瓦特*初上的也是非教会学校。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并不影响他们在德国文化社会中获得身份认同，这是菲尔特和其他城市里处于上升期的犹太家庭的共同特征。基辛格家的子女在学校里学的是歌德，在家中和犹太教圈子里学的则是塔木德（译者注：犹太教典籍，作者是塔木德）。
　　基辛格一家从未被德国社会完全接纳；他们居住在犹太社区，信仰犹太的宗教，交往的通常也都是正统派犹太教徒。但尽管如此，像基辛格这样的家庭在国籍、职业身份和文化身份上还是视自己为德国人。他们是德国犹太人，他们的居住环境既非完全犹太化，又非完全德国化。德国犹太人的这种中性状态正是不安的源头，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主流群体还是接受甚至是尊重这样的中间状态的。虽然当时反犹太主义势头正劲，但犹太人在德国大众文化中还是能发出比较有力的声音的，他们的特殊性也被理解为一种文化上的创造力，因而能被德国社会所承认。
　　在亨利·基辛格的记忆里，他在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成长历程中既蕴藏着期望，又面临着束缚。他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毕竟在德国的土壤里，他没有深厚的根基。他也永远不可能取得容克贵族们所能取得的成就，因为容克家族都有着大片的庄园，或是军功赫赫，这是基辛格所不具备的。一战期间，路易斯·基辛格没有服役资格，这更加强化了他们的“局外人”心理。基辛格的家族成员都热爱德国，然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即20世纪初，德国依然是世袭贵族的天下，国家主义又相当盛行，在这种杂糅的文化环境下，基辛格的家族所缺乏的正是一种能为他们带来归属感的身份认同。
　　虽因少数民族身份而屡次受到排挤，但是经济社会地位正在上升的犹太人是根据文化而不是血统来定义自己的德国身份的。德籍犹太历史学家乔治·莫斯曾指出，像基辛格这样的家族是“为了融入德国社会而主动接受‘教化’的”。所谓“教化”，直白地说就是一种“内在的培养”，它暗示着德国文化中*美好的一面。与通过血统因素定义身份的方式不同，这一理念强调对于学识、人格的全面培养，认为无论是谁，只要着力于通过努力改善自身，就能为德国社会所接纳。在理想的教化世界里，多数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努力都是为了争取合理的自我利益以及整个德国民族的福祉。
　　亨利·基辛格早年的成长便是以教化为目标的，长辈们希望他日后能成为一名学者或是能做决策的人物。路易斯·基辛格的薪水虽然不算很高，但要让他的家庭接触德国的高雅文化，让他的家人成为拥有一定精神追求和社会地位的公民，以他的收入水平还是不成问题的。基辛格一家的小公寓位于马里安街5号，从1925年开始，他们就住在这里，直到1938年秋天才搬走。他们家有不少书，多是德国经典文学作品，还有一架钢琴，家人们可以学着演奏高雅音乐。这些都是当时的中产阶级用以浇灌思想的养料，为了能在魏玛社会求得稳固的一席之地。在定义价值和归属方面，教化状态无疑是精英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分水岭，但这种划分方式仍是民主的，因为它的判定标准是学识与才智，而不是血统。教化理念认为，公民只要能适应文化，就能超越自身所处环境的诸多限制。
　　基辛格家中的文学典籍和钢琴都表明这个家庭与他们的邻居们一样，正试图挣脱20世纪初期菲尔特地区对他们的一系列限制。他们认为自己被歌德、席勒和瓦格纳等人所阐述的文化价值观所接纳。作为一名教师以及德国优秀文化的传承者，路易斯·基辛格把这样的价值观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们，这就是亨利·基辛格记忆中的“家庭的精神导航”。
　　提到童年，比起学习经历，基辛格倒是更愿意谈谈踢足球的体会。但是很显然，他的家庭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更看重文化上的自我提高，至于青春时期的快乐，他们并不怎么在意。德国社会比较认可这样的生活方式，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菲尔特的民主环境让教化理念——注重文化传统，传承先人的卓越思想——成了处于上升期但又在德国社会缺乏稳定地位的人群的核心世界观。对基辛格和其他犹太家庭来说，教化理念不仅是学识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保障。
　　基辛格的**部学术著作就充分反映了当时德国的文化背景对他的思想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在逃离菲尔特将近12年，在美国服役结束将近4年的时候，基辛格在哈佛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本科论文《历史的意义》。他的论文一共有388页，这也许是哈佛历史上*长的本科论文了。这篇论文行文晦涩，但它真实再现了20世纪初期德国独特的文化环境，描述了当时人们通过对伟大思想家们的深入研究来提升自我修养的情形。他论述的重点是奥斯瓦德·斯宾格勒、阿诺德·汤恩贝以及伊曼努尔·康德等人作品中的历史哲学，此外他在文中还提及了荷马、维吉尔、但丁、弥尔顿、斯宾诺莎、歌德、罗素、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主要思想观点。也许基辛格在哈佛短暂的求学期间并没能读到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二战服役期间又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消化他们作品中的观点，所以他论文中提出的各种概念以及他引经据典的行文方式应该都得益于他早年在菲尔特所受的教育。
　　基辛格在文中充分论述了教化理念在自由社会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论文终章《自由与必然性的中和——来自诗歌的线索》里，他的论点更加鲜明。基辛格写道：“诗歌比历史本身更加真实，因为体现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史实，更有人的精神与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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