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朴素唯物论者王夫之

　　《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朴素唯物论者王夫之》：　　知与行是中国古典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范畴。知指知识、知觉、思想、认识；行指行为、行动、践履、实践。古人讨论知行问题，多从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立论，但也包含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直到王夫之，知行才成为比较纯粹的认识论范畴。　　在中国，知行范畴出现很早。《左传·昭公十年》（公元前533年）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说法。古文《尚书·说命》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思想。这就是传统的知易行难。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知行问题，焦点不在知易行难，而在知识的来源以及求知的过程、途径和方法。　　春秋末期的孔子首先对知识的来源做了回答。他认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生而知之”的观点有知行分离倾向，“学而知之”的观点则表明重视后天学习。同时期的老子提出“不行而知”的观点，说“不出户，知天下”，否认感觉和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战国时期的墨子提出“闻之见之”，肯定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来源；并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主张以行测知。不过他所说的“行”也只是一种简单的选取活动。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提出“良知”“良能”说，赋予“知”以人性论的含义，将“知”明确界定为天赋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能力，使智德与智慧完全同一。苟子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而知之”的经验论，强调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官对外物的接触，系统的知识来源于学习和经验的积累。他还把“行”引进认识论，对知行关系作了深入探讨。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苟子的知行观是先秦认识论的*高成就。　　西汉董仲舒提出天意决定论，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内容都是天赋的，认识的目的就是知“天意”。东汉王充坚决反对先验论，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的知识和技能来源于“日见日为”的亲身践履，并主张用“效验”来考察知识、言论的虚实和真伪。隋唐佛学的知行观在中国知行观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华严宗偏重宗教义理，表现出重知轻行的倾向：天台宗主张止观兼习，定慧双修，表现出知行并重的倾向；禅宗提出“定慧等学”，表现出知行合一的倾向。隋唐佛学的知行观对宋明理学的知行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宋元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系统的知行理论，知行问题成为当哲学论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宋代程朱学派首先提出知先行后。如程颐说：“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人力行，显要知”，始终把知放在首要的地位。朱熹继承和完善了这种理论，提出学问不外乎致知、力行两件事。他经常知行并提，反对“只说践履，不务穷”。同时，他注意到了知行相须互发，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行。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熹明确提出了“论重，行为重”。陆九渊也主知先行后说，认为认识“不过切己反”，发明本心固有之善。王守仁则提出“知行合一”。反对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就是以代行，合行于知，因而本质上同程朱一样，仍然是知先行后，重知轻行。　　在反省理学、反思传统的基础上，王夫之建立了由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等基本思想组成的比较完备的知行统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