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

　　《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　　对于创业创新，朱重庆和航民村领导班子有着朴素的农民式的理解：创业是一切一切的基础，创新是一切一切的关键。创业必须创新，创新包含创业，创业创新是推动发展之车前行的双轮。创业要稳，创新要狠。只有稳，才能行稳致远；只有狠，才能跨越天堑。笔者以为，他们的理解是正确的，也是辩证的。小如一个村庄，大至一个国家，莫不如斯。　　——采访札记　　站在稍为宏阔一点的视野看，航民村的发展历史，实质上就是新时期中国农村的一部创业史、创新史。　　在开始叙述之前，请允许笔者先把时间镜头拉回到1978年年底。　　那段时间，北京京西宾馆正开着一个后来影响到中国历史进程、被历史学家们作为新时期划分标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由此出现了一个大转折。　　千里之外地处萧绍平原的瓜沥镇航民生产大队，此时还是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节奏运转着，社员们（当时叫人民公社社员）对这个会议的重要性认知不多、或无动于衷，该干吗的仍然干吗。　　冬季农闲，田里的络麻早已剥完晾干，被瓜沥镇供销社收购走了。上面又不允许社员出远门赚钱，大家就在家门口做点小生意。一些男人用扁担挑着自制的干菜萝卜干，沿街沿村叫卖；有的用船将沙地的萝卜运到瓜沥镇供销社，赚点运费。妇女们大多在家里刺绣萧山花边。萧山花边是以针线挑绣各种纹样的手工艺品，解放前由瓜沥镇一个大户人家从外面引进、后来传授开来的，此时在周边地区已小有名气，也算是上面难得允许的一项家庭副业。航民大队有一二百名妇女在从事花边刺绣，赚的钱用来补贴油盐酱醋，维持日常生计。　　离村庄不远处，就是航坞山。山的东侧，是航民大队与邻近两个大队联办的一个小石料场，有6只宕口。此时，石工们正在炸山取石，随着一阵雷管炸药爆炸声，一大堆石块夹着泥沙滚滚而下，烟雾腾腾，粉末纷飞，昏天黑地。待声音烟雾散去，便可听到那两部破旧的轧石车传出隆隆隆的轧石声。一艘艘装运石块的水泥拖轮突突突地冒着黑烟，或驶向围涂造田的工地，或卸装上火车，运到杭州上海的建筑工地。在石料场地上运石推车的人，个个灰头土脸，有时几乎分不清眉目。本报告文学的几位主人公都曾先后在这个石料厂摸爬滚打过，现在回忆起这个小小石料场，竞如自个儿家一样熟悉。　　到了晚上，社员们就想方设法自娱自乐。一些人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六谷（玉米）糊，夹上一筷子霉干菜或萝卜干，走门串户，一边呼哧呼哧地喝着稀薄的糊糊，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闲话。还有三五个有点小钱的社员，点起蜡烛头，围着一张破桌子，吆五喝六地“柯沙蟹”（一种纸牌赌博名称）。人群围成里三圈外三圈的，站着观战的往往比坐着打牌的还着急，因此，总是爆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出牌”“出牌”的催促声。　　这就是当时萧山农村冬天常见的场景。　　在采访中，年纪稍长的人还清晰记得，当时航民村属于瓜沥镇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航民航民，取意为航坞山下的人民。但事实上，这个颇有气魄的名称并没有给航民人带来多少幸运。航民大队本来就人多田少，人均不到半亩田。一半种水稻，一半种络麻，中间插种一茬萝卜。社员们开玩笑说，即使全部种上黄金也没有多少花头。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完全靠传统种植业进行着周而复始的低级循环。主要经济收入靠种植水稻和络麻，虽说地处鱼米之乡，但有时连基本温饱都成问题，1978年，航民大队社员人均年收入148元人民币。一些年老体弱多病或多小孩的社员家庭，都是欠生产队粮草钱的“倒挂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