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叶集

“巧遇”於澄建
　　二〇一四年夏天，在南京的一家旧书店里，偶然看到这册《论摄影及其发展》，系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研究室编印的“新闻摄影参考资料”；《编译前言》署一九六三年五月，无版权；大三十二开本，一七一页，随文插图。引起我兴趣的是，封面左下角竟有於澄建先生的钢笔签名，不知这本书怎么会流落到南京来，实在要算是一种“巧遇”了。
　　於澄建，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摄影史上的一位风流人物。当年他初出茅庐，就以一幅新闻摄影照片暴得大名。这幅杰作以《一颗早稻大“卫星”》为题，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头版上，表现的是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一块亩产三万斤的“天下**田”，照片上四个孩子在生长着的稻穗上跳跃，且有文字说明“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以《人民日报》的权威地位，这幅具有开创意义的照片，顿时引起全国轰动，成为示范，类似“丰产丰收”的照片一时层出不穷。
　　一个月后，当年的《大众摄影》九月号转载了这幅照片，标题易为《欢跃在早稻“卫星”上》，文字说明更为详尽：“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农业社创造了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丰产记录，这块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同时还配发了於澄建的文章：《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的拍摄经过》。於澄建介绍，他是在“群众”的启发下，想到让四个活泼的孩子在稻穗上跳动，以表现稻穗的厚、密与弹力。他试过有稻穗上滚鸡蛋，但因反差小而不突出；还曾想到可以在稻穗上滚西瓜。他纯情地写道：“一切有意义的题材都隐藏在美好的现实生活中，一切生动的表现方法，也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获得。”
　　於澄建是浙江黄岩人，一九三四年生，一九五六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一九五八年三月复被分配到新华社湖北分社担任摄影记者。这年八月，他随湖北省委验收团到麻城，验收亩产三万多斤的丰产记录，所以这幅照片，确实是他“深入生活”的产物。当然他所受的“启发”，恐怕未必来自于“群众”，而更可能是省委领导，因为当时的湖北农民，倘能有对沙发的体验，倒也不失为一种“卫星”呢。
　　於澄建的有趣之处，是在多年之后，能对此表示内疚，以受了蒙蔽为自己做解释。在这个无数祸国殃民者对自己的罪责毫无反省之意的国度中，於澄建也要算是难能可贵了。实则一九五八年的诸多造假，都属于明火执仗的公开行为；於澄建当时就清楚地知道，那一块稻田，是将十几二十亩地里将成熟的稻子，硬行堆并到几分地中，倒伏之后才形成了那种“密密层层”。这样的稻子已失去了生命力，很可能在收割前就因受潮而烂光。而所谓三万多斤的亩产，不过是一种数字计算的游戏。至于摄影作品的造假，且有理论依据，便是从苏联学习来的“组织加工”与“摆拍”。当时的鼓吹者，公然宣传这种“加工”“不仅不会影响真实性，反而更真实地反映了丰收”，正符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
　　初出茅庐的於澄建，与其说是被蒙蔽了，不如说是被利用了。然而毋庸讳言，他同样也利用了这一切。一九五九年，他即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先后任新华社高级摄影记者、新华社湖北分社摄影部主任、湖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二〇〇五年去世后，被称为“享有崇高声誉的摄影家”。当然，他的那幅成名作，也有一个“声誉”，被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影响的虚假照片”。
　　一九五八年大放“卫星”噪声未息，“三年困难时期”便已接踵而至，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推进死亡的深渊。一九六三年，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研究室编印这一本《论摄影及其发展》，或许也可以算是一种反省之意吧。书中所选入的十六篇文章，全部是欧美作品，甚至有曾真实报道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法国摄影家布列松的一篇。尽管在《编译前言》中，编者仍竭力强调摄影艺术的“阶级性”：“在我们看来，生活，这就是劳动人民用革命的方法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斗争，摄影艺术之可贵，就在于它能够迅速真实地反映这个斗争，促进这个斗争的胜利；而资产阶级的摄影家则恰好相反，他们是以摄影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反革命暴政服务的。”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能够“从这些资料中获得可供研究的东西”；并且也不得不说出一些真话，比如於澄建以红笔勾画出来这样几句：“摄影艺术的*珍贵的特点，是能够把生活中*有意义的瞬间动态，以生活原有的形式，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下来”，“因为它是生活的实录，能够表明真实的生活图景和人们的真实的感情变化，有强烈的生活气氛，而更能激动人心”。
　　真实，是所有艺术作品的真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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