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峪

　　《葫芦峪》：　　我说：“你很聪明啊！”他说：“聪明个啥！都是向我叔学习的。”他很实在，有啥说啥。原来那时候家里穷，也就是八几年吧，他20岁左右，就到平山县城去找刘叔讨生活。刘海涛那时候正在四强集团当老总，四强集团是国营企业，利税大户。刘叔就让他当了一名维修工。他不仅很快学会了技术，而且还要更进一步，学习说话和办事。他说：“我刚到县城来，就像傻子一样，跟人家没法交流。可是我叔就不同了，既会说家乡的土话，又会说城里的官话，大会上讲话，全场鸦雀无声，只听我叔一条一条地谝。我就在下面跟他学，他说一句，我说一句。后来我就敢在人前说话了，谁也不敢小瞧我了。还有办事，也学我叔，大大气气，言必信，行必果。”后来刘海涛到北京去创业，他却没有跟着。他很有自知之明，他一看跟着去的10个人都是精英，大学生居多，自己远远不够格，快别浪费指标了，还是留在四强干吧！他说：“我留在四强干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照顾我婶子。她骨股头坏死，行动不方便，我得搀着遛遛啥的。一边在四强上班，一边照顾我婶子。有时还把婶子接到下峪老家住上一些日子，让我媳妇伺候她。”他婶子就是刘海涛的老伴周凤婷。　　这时候我直言不讳地说：“怪不得有人说你是刘海涛的大管家。”他说：“岂止是大管家，他把我当儿子看待。”说这话时焦书堂很动感情，证明这是真实的，不是一句好听的话。我多次接触刘海涛，知道他不仅是个事业型的人，也很有情商，爱动感情，尤其是对农民。他有三个闺女，唯一的一个儿子也去世了，为什么不能把焦书堂当儿子看待呢？当刘海涛回下峪老家住在焦书堂家时，焦书堂说：“叔，我把村里的水库包下来了。”刘海涛说：“好！花了多少钱的承包费？”焦书堂说：“3万，20年。”刘海涛说：“不贵。这么着吧，我出2万，你出1万，1万拿得出来吗？”焦书堂也没有推辞和客气，好像理所当然似的说：“没问题，我拿1万，你出2万。”那是2006年的事。村北山后边有个不大的水库，就那样闲着，山上是荒坡，不必引水灌溉，山下是低产田，也不屑于大老远地引水灌溉。老支书刘岁喜为了使它产生点效益，就决定承包给个人养鱼，收个承包费。几个村民争着要承包，但出的承包费都没有焦书堂出得多，纷纷败下阵来。　　但大家也对焦书堂有了看法，他怎么敢出这么大价钱来承包？有什么企图吗？这水库除了养鱼，还能干啥？让人们花钱来钓鱼吗？这倒可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大家对他有点摸不透了。　　唯有老支书对他的行为有一个充满希望的估计。　　刘岁喜当了30多年支书，当年都快70岁的人了，党员和群众还拥护他当支书，可是他又没有带领大家改变落后面貌，总觉得心有不甘，对不起众乡亲。正在这个时候，在北京干事的刘海涛经常回家来，也跟他探讨过带领村民致富的方法，帮他出过主意，例如要致富，先修路等等。可是他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他就做海涛的工作，希望他能回来接他的班。他说：“你在外面闯荡多年，有见识，也有关系，回来准能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刘海涛沉吟良久没做回答。这可是个重要的问题。重要不仅在于改变落后面貌是自己绝对不能推辞的责任，而且还在于怎样介入这个问题，如何切入这份责任，才更为有利和明智，这才是他思考的重点。　　村支书带领村民致富，这种模式太现成了，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但不多。因为会有各种条条框框在限制着它。　　那么以什么方式来切入呢？但不管刘海涛怎么考虑，刘岁喜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他走乡上县，要把刘海涛要回来，*后就要实行民主选举了，上面却传来消息，说刘海涛的党组织关系没在县里，而在北京，选他当村支书属于不符合章法。　　这就没有办法了，只得作罢。　　刘海涛继续谋求参与改变家乡面貌的新的切入点。　　这时刘岁喜见焦书堂这么积极地承包水库，是不是跟刘海涛有些关系？如果有关系，那就太好了，证明刘海涛已经起动了自己的计划，要为改变家乡面貌出一把力了。但是他又有疑惑，承包水库怎么能成为切人点呢？他带着巨大的期盼和疑虑关注着这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