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的风景-微观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艺研究

　　《迷途的风景：微观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艺研究》：　　一、自我放逐与自我建构　　如果把当前甚嚣尘上的消费时代比喻为一个具有席卷性的场域，那么，在这个场域里，东荡子无疑占据着一个非常边缘乃至落魄的位置。他从湖南南部的东荡村出发，时而停留于长沙，时而落脚在深圳，时而隐匿于广州，徘徊各地过着近乎浪人的生活。期间，他开过饭馆、做过生意，都不了了之，索性一路呼朋引伴谈诗论道。这种越轨的生存方式与时下总体时代的价值取向总是背道而驰，除了诗歌与他一生形影相随，东荡子从未在这个时代执意进取获得过世俗的安稳与利益。这种自我放逐的、波希米亚式的漂泊生活，内在地结构了他的诗歌形态，即诗作中的主体始终处在与“人们”“他们”的疏离与对抗之中：《一意孤行》中的“你”面临人们孜孜经营的世俗生活，始终采取偏离的姿态，“人们杀虫灭鼠，整修粮仓，而你一意孤行”；《不要让这门手艺失传》中的“我”也是主动逃离人群，“他们说我偏见，说我离他们太远”；《异类》中的“我”更自诩为异类，“我孤身一人，只愿形影相随，叫我异类吧”。俨然，诗人主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疏离与对抗，成为东荡子诗歌的一类重要的原型结构，诗中的他们、你们、人们，作为一类异己性的他者，它们指向此在的消费时代、关心世俗生活的庸众，乃至一种巨大的话语霸权。诗人的逃遁，有着对权威共同体的不屈从，更带着不合时宜的巨大骄傲：“如果我真的显得多余／像南方商业的噪音，以及人们对金钱的谩骂／我的多余，正是对你们恰到妙处的打击”（《和谐》）。东荡子有关多余人的自我体认，并未滑向软弱或者愤怒，而是以一种上扬的姿态，让多余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巨大打击，这种自甘被边缘化的多余体认犹如本雅明所言：多余不过是诗人摆脱作为一件商品、一个符号的存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一代价，东荡子显然甘之如饴，一意孤行地捍卫着他作为异类、多余人的主体性。　　怀着这份自诩为异类的巨大勇气，东荡子让自己有效避免了陷入这充满利益得失与个人束缚的时代生活，如展翅于尘世之上的羽鹤，东荡子的自我放逐是为了飞向一个更广阔的诗意世界。在他诸多具有超越性的诗作中，我们极少看到世事喧嚣与世相动荡，诗人已经挣脱了这个时代的外在表象与内在纠葛，坚定地与外在经验相分离，甚至逃离了写实的泥淖，不再纠缠于碎片化、细节化的生活事实，而是依仗自我的内在力量创造了一座自足的、万物各得其所的意义世界——打铁的匠人、筵席散尽才大驾光临的“他”、击痛天空的木马、阿斯加的河流与草地、开放的花朵与奔跑的种子。它们亦幻亦真，剥落了现实的蛛丝马迹，摧毁了生活的固有逻辑，作为生命状态之自由的象征物，它们共同构筑了东荡子的诗意世界。相对于遭损毁的外在现实，诗人更关注的是形而上的精神生活，更愿意展示精神平原的广袤与美，为此，诗人展开了想象的羽翼，将这一漂浮于现实之上的光明世界不遗余力地展现出来：“那里有参天的树木和纯洁的鸟群，那里金色的屋宇／闪耀着黑暗的光明，那里王与臣民平等而友好／那里的道路向上，平坦而惊奇，犹如下坡一样轻松”（《卑微》）。这是由诗人精神之光所缔造的乌托邦世界，他们从内部生长，从梦想出发，“蜘蛛没有翅膀，也没有梯子和脚手架／它却造出了空中的梦想”（《空中的梦想》）。由此，杂糅的外部经验在他诗歌中如树叶般一一落去，梦想中的存在物闪烁着诗人赋予它们的意义而自在自为，诗人因此独踞于自我世界的山巅，吟咏从这些纯粹象征物之上所呈现的人类绵延不绝的爱欲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