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

　　《唐君毅/大家精要》：　　立志与致曲　　1921年，迪风公应聘任教于重庆联合中学。同年秋，唐君毅也考入该校。全家遂迁居重庆。唐君毅在中学**年的国文课教师就是迪风公。当时迪风公虽已归宗儒家，但对诸子之学仍一概予以平情的对待，故授课杂以孔、孟、老、庄之文为教材。不过，迪风公私下对唐君毅的教育，则以儒学为主。他曾为唐君毅诵讲《孟子·公孙丑下》之“孟子去齐”章，细绎孟子“三宿而出昼”的用心，致使唐君毅深为古仁人之心所感动，以至怆然泣下。迪风公还专门为唐君毅购买清儒孙奇逢《理学宗传》一书，嘱其自修以明儒学统绪，这就与中学第二年蒙文通先生讲授的宋明儒学课程相得益彰，为唐君毅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儒学基础。在此基础上，唐君毅初步形成了发愤为学、希圣希贤、高扬中华文化的志向。在15岁生日的日记中，他赋诗明志日：“孔子十五志于学，吾今忽忽年相若。孔子十七道中庸，吾又何能自菲薄？……孔子虽生知，我今良知又何缺？圣贤可学在人为，何论天赋优还劣。”又日：“泰山何崔巍，长江何浩荡。郁郁中华民，文化多光芒。非我其谁来，一揭此宝藏。”　　从唐君毅*终的成就反观他这些少时咏怀的诗句，可以说．这些诗句并非他一时兴起的游戏之作，在总体上，这些诗句正是唐君毅此后数十年人生践履的如实概括。　　但是，15岁少年立下的志向，或许注定是要经历一些曲折偏颇的，否则其人生道路就过于平直，其生活色彩就过于单调，其学识结构就过于简单，其思想视域也就过于狭窄；而果真如此，唐君毅可能也就成就不了一位“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了。20世纪20年代，既是中国现代史上社会*为混乱动荡的时期之一，同时也是思想界*为活跃复杂的时期之一。自1915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其对民族传统愈益激烈的否定，在观念领域中打扫出大片空白地带。与此同时，进化论、互助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柏格森主义、叔本华哲学、尼采哲学、新实在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西方学说则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诸多思想派别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下经过相互摩荡，逐渐形成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大主流思潮，同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也在力争占领思想空间，国家主义一度也相当盛行。生活于新文化运动输入四川之要冲的重庆，更兼生活于对社会思想变动*为敏感的青年学子中间，同样具有年轻人心思的唐君毅自不可能超然于形形色色的思潮之外，而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当时唐君毅曾逐期阅读《新青年》《向导》《创造周报》以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晨报》副刊《晨报副镌》等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报刊，积极关注正在热烈进行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参加校内学生组织“克社”：一方面不愿随波逐流而要融贯中西古今，另一方面又不免趋新求异而对传统表现出逆反态度。此时他读《孟子》，不再遵从迪风公所主之“性善”说，而认为孟子乃是主张性有善恶，为此与迪风公断断争辩，不肯折服。他读梁启超先生《人生目的何在》一文，不满于梁先生列述诸多人生追求而终未给出人生目的之究竟，从而认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不过在于求得内心的快乐。他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同梁先生以佛教作为人类文化归宿的观点，但对梁先生又提倡儒学则颇以为怪，特别对梁先生崇尚直觉不以为然，认为直觉纯任主观，*不可靠，若一切依凭直觉，即无道理可说，因而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由此反映出他对知解的重视而对体悟的隔膜。他尤其厌恶传统的名分礼仪，在《怀乡记》中，他回忆道：“我十六岁才回乡，以前从未上坟，亦无祖宗之观念。记得祖母在时，她从故乡到成都，总是带一本家谱。每见我无聊，便说你何不看看家谱。我觉非常好笑，家谱有什么好看呢？而且我在十三四岁时，便看了新文化运动时反对跪拜的文章，故以后回乡，亦不再上坟，祭祀时亦不跪拜，若以此为奇耻大辱。”他这种态度直到父亲去世才开始转变，一如迪风公在母亲去世后发生思想转折一样。　　也就在15岁那年，唐君毅承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与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生刘志觉订婚。刘志觉信仰国家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情结，因此与唐君毅的思想分歧较大，两人时常发生矛盾。16岁时，唐君毅的八叔祖致信迪风公，命将唐君毅过继给寡居的大伯母。唐君毅对此极力反对，认为大伯母已有一女，按照时新观念，男女平等，故没有必要再将自己过继。但唐君毅终究拗不过传统观念，于是在这年冬天随父母回到故乡，向大伯母行了过继之礼。这是唐君毅自半岁时离开故乡后的首次回乡，其时他在重庆联合中学的学业已经完成，此后，他便走向了南北求学的广阔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