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人-诗意的见证

　　《同时代人：诗意的见证/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丛书》：　　诗人写小说在今天已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谈资，津津乐道于诗人小说中的“诗意语言”在我看来要么是出于对诗歌的无知，要么是出于对小说的误解。一来，诗人写小说并不是要展示他在诗歌方面的能耐，他要应对文体转换的种种困难，“诗意语言”并不能构成小说本身。二来，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诗意语言”其实指的是古典诗歌的意境和韵味，如20世纪80年代何立伟的成名作《白色鸟》所呈现的那样，而这与80年代末期之后诗人对诗意的理解相去甚远。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诗人凭借什么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因此，我们很难精当地解释当诗人加入小说写作的行列，其优势和不同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张执浩自称是“日常生活奇迹的发现者”，他用这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小说时，已不是那个置身于生活之外引吭高歌的青春期诗人，而是隐身于生活的厚重帷幕下四处刺探秘密的城市速记员。他*早的一批以蟹居城市的小人物（例如马太）为主角的短篇小说基本属于这一类，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当作家自以为发现了他们在庸常乏味的日子里的荒诞怪异的想法和举动时，脸上露出的一丝丝窃喜。不过这还不是那个越写越好、也越写越慢的诗人张执浩的形象。我觉得，2002年是他写作的另一个重大转折，这个转折可以归因于他挚爱的母亲的离世及由此引发的震恸和打击。我们在他的诗和小说中几乎同时目睹了这一切。似乎直到那一刻来临，他才彻悟“日常”二字的含义，放弃了对碎片式生活中所谓“奇迹”的热衷和追索。　　是的，当张执浩走到镜子的背面，他也许突然发觉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奇迹，没有荒诞不经，也没有不可理喻和无法接受。没有什么是你不能承受的，你也无须在承受之中对你命定要承受者予以咒骂和痛击。你必须要与生活达成和解，如果不行，就试图去做。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试图与生活和解》中的“试图”二字，正小心翼翼地表明作家从抗拒生活的丑陋到接纳生活的真实原貌的心态。他要开始新的赞美，赞美生活中残存的不可多得的温情和美好，赞美与本不可抗拒的命运进行抗争的努力。小说中的安亦静是不幸的，这不幸从一出生就注定要伴她左右，如影随形。打击一次次降临，一次比一次更致命，但她从没有丧失她的信念和期盼；这信念和期盼如此卑微和渺小，但正是一个人坚撑着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打击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么，一个平凡的个体可能会遇到怎样的打击，如何面对，又如何为自己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可能是作家在这部作品里*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尽管从小说结构来看，第六章安亦静在自杀未遂后献身于山村的希望小学确实有些画蛇添足，几近“光明的尾巴”，却未尝不是作家写作逻辑的自然延伸。只是他有些操之过急，将“试图”的复杂心态变成了直白的“已然”；他始终努力让我们通过阅读小说参与生活，却*终把我们拉到了观众席上，听他宣布结果。　　一位出色的诗人，他介入小说写作的资本，不是那些被认为是“诗意”的优美动人的写景或烘托氛围的语句；“诗意”在此情况下只意味着一种被陌生化的、不同于日常语言的修辞方式。实际上，诗意本应是所有的文学文体乃至哲学追求的*高境界，它昭示着对个体的生存状况和处境的执著探询和拷问；在当下，它更突出地表达的是对人的生存危机和困境的焦虑和忧心。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它要“敞开”、“去蔽”。因此，诗人写小说*可倚重的，恰恰是他作为诗人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敏锐捕捉；或者说，只有在诗性语言中，“存在”的意义才能向我们完全“敞开”。小说家对诗人的敬意和敬畏大概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