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1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1）》：　　李乐乐（以下简称李）：先从现实生活中您与王富仁老师的几次“交集”谈起吧，*早是您在硕士论文当中提到王老师的“旧诗新解”，后来搜集整理了王老师这一系列文章，编成《远古的回声》出版。您怎么看待王富仁老师转向“旧诗”的研究？　　姜飞（以下简称姜）：如果超越一点，可以发现人生际遇，那无数的偶然常常美得让人胸怀感激。十八岁出门远行，来到川大中文系，古代、现代、外国的作品一视同仁，读了半天，讨厌外国文学的翻译腔，更讨厌现当代文学的翻译腔，于是沉浸在古人的世界。好古之心，同窗皆知。有一天，免试读研的机会从天而降，我跑到系上去报名，看哪个教古代文学的老师招生，却在楼道遇见从事现当代诗歌研究的尹在勤老师，他曾看过我发表的散文，印象好，知道我来报名，说他今年招生，然后夸我一顿。才华横溢却矜持寡言的尹老师似乎没有热情夸人的习惯，我当即像触电一蒙，于是莫名其妙地投到尹老师的门下。读研了，讲新文学大系的陈厚诚老师发现我分析《雨巷》的时候，有新批评色彩，于是邀我参加他的项目“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承担“英美新批评在中国”的研讨，完稿便是硕士论文。于是我又成了陈厚诚老师的研究生，不过依然挂在尹老师名下。　　搜集新批评在中国的实践案例，我嗅到《名作欣赏》杂志有新批评气息，于是成天翻阅旧杂志，与王富仁老师的“旧诗新解”不期而遇。我对王老师的*早认识，便是认为他在中国当代“实践新批评的细读方面*深入也*有影响和规模”，而他当时也自陈：“我相信，新批评终能解决以旧有方法不易解决的问题或实际感到又说不清的问题。”王老师的许多解读，既展示了新批评的语言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有效性，又呈现出他强大的主体性力量，敏锐、通达、自信。然而我也看出他的问题，譬如他将宋祁《玉楼春》中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解为“颗颗红杏”，我认为他违背了新批评的一致性原则，如果他充分注意末句“且向花间留晚照”，当不至于将“红杏”解为“颗颗”，而是解为“朵朵”；我也认为他对苏轼《蝶恋花·春景》的新解过分拘泥，过度将诗意坐实在苏轼身上，落人了新批评指斥的“意图谬误”之中。我那时年轻气盛，虽然行文节制且只论学理，内心却是轻狂，王老先生啊，“瑜不掩瑕”，被我看见啦。　　硕士毕业我就留校了，没有学术理想，**年没读博，无所事事，偶尔写点文学随笔，随意点评现当代一些文本的技法，积久也就有了几十篇。师姐谢明香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编辑，我给她看了，她给总编辑看了，说要出版，但说单出一《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1）》没什么影响，不如出个“新锐批评文丛”，现当代一本，古代一本，外国一本，让我帮忙组稿。外国文学我找到了伍厚恺老师，古代文学我想到了王老师的“旧诗新解”，可见终究还是“瑕不掩瑜”。文章都现成，虽然王老师在江湖上成名既久，算不得“新”，却比较“锐”。于是我在川大图书馆复印了王老师的全部“旧诗新解”，交给谢师姐，谢师姐则南下请王老师同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谢师姐说，王老师要求附上批评他的文章，于是我又去图书馆复印了全部的“商榷”。谢师姐让我写“编辑者说”，我写了。又让我给每《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1）》命个名，我的那本是有名字的，“感性的归途”，便随意给王老师的书命名为“古老的回声”。现在想来，我感觉对不起他，“古老的回声”，不伦不类不通，为什么当时不用现成的“旧诗新解”。　　好像离题万里了。如何看待王老师“转向”研究“旧诗”？其实，“转向”问题未必存在，王老师从首都机场坐飞机，前往汕头，他有几个小时像是过着“云上的日子”，但我们不能说他“转向”了“云里雾里”，事实证明，他依然在坚实的大地上行走和工作，研究和批判，辐射出迷人的主体力量，并未“转向”。　　李：王老师20世纪90年代转向旧诗研究，除了学术兴趣，也有一重对现实的失望在里面，这倒是很像鲁迅当年在绍兴会馆埋头抄古碑的复杂意绪。如何理解“精神界战士”、倔强的启蒙者，在人生某一阶段的“避世”与“颓唐”？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习惯在复古的幻想中逃避现实，在审美的愉悦中麻醉来自现实的棘刺，不过，与鲁迅极为相似的是，对王富仁老师而言，这种“复古”又是短暂与可改造的，是什么战胜了他们思想遗留中的避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