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评论:2017年第2期 (总第6期)

　　《中国经济史评论（2017年 第2期总第6期）》：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也很高兴能够见到学界前辈和同人，感觉受益良多。对于中国经济史学术共同体而言，今天的会议意义非凡。在此主要汇报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介绍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概况，二是缅怀纪念吴承明、汪敬虞两位老先生。早在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就取得了经济史硕士点，随即成立了经济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所是独立的在编的科研机构，这在当时国内商学院是比较少的。学术带头人是李晓教授。2017年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发展规划，经济史研究所更名为企业史研究所，所长是巫云仙教授，包括了6名在编研究人员。另外还有两支经济史研究力量是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和历史与社会跨学科教研室，总共研究人员接近20人。如果包括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相关的研究者，那就更多。当然，相比于兄弟院校，中国政法大学的经济史研究还处在转型和新兴的阶段，相对薄弱。所以，我们把有限的力量集中到特色经济史领域研究中，具体就是企业史，打造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的比较优势。我们连续两年举办了蓟门经济史学论坛，也规划出版系列丛书，申请经济史方面的博士点。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史期待学界同人的支持与关照。　　在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史学教学中，吴承明、汪敬虞两位老先生的论文和著作自然是相关课程**的参考书目。每月举办的经济史读书会是课外培养经济史学生的独特方式，吴承明老先生《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书是读书会必读书目，这意味着每学期2名以上的研究生会认真拜读这本书，做学术报告，写读书笔记。　　遗憾的是，因为我太年轻，无缘当面向两位老先生学习。不过，两位老先生对我个人学术研究影响是非常大的。作为一个没有见过两位先生却深受其恩惠的青年人，有三点很深的体会简单汇报一下。**，吴承明老先生的源流之说。2017年上半年经济史研究所更名为企业史研究所的时候，我内心一直在想怎么做好企业史研究，一直认为经济史研究包括企业史研究，是一门更广泛更高级的学问，所以内心很挣扎。不过这个时候回荡在脑海中的一句话是吴承明老先生提出的“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如果说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那么企业史的发展何尝不是现代管理学、经济学的源呢？企业史研究是一个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领域，可以更好地从微观角度去理解社会经济变迁，得到更加接地气的学问，让理论性与实践性更好地融合。吴承明老先生源流之说宛如灯塔，让我想通了为什么做企业史，认真研究企业史这门学问。第二，吴承明老先生提倡“史无定法”。当前经济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研究方法出现了诸多创新，让青年学者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在继承传统经济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如何应对新的研究方法呢？在2012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个人非常直观地看到了西方传人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对经济史学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我们年轻人是否应该自我保护式的抵制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呢？吴承明老先生“史无定法”的观念如一盏明灯，让我知道学术要包容开放，要迎接创新。所以，我尝试了把科学哲学方法作为理论工具用于经济思想史研究。在读清华大学博士后期间，我协助有关老师筹建量化历史讲习班，沟通中外学界，让新方法、新理念分享给更多的青年学人，就是吴承明老先生秉承“史无定法”的理念。第三，汪敬虞老先生的学术风范。我在做企业史研究中查询了近代企业史资料，发现很多重要问题是汪敬虞老先生关注过的，且我都能从其研究成果中获得启发。汪敬虞老先生学问之高大精深让我宛如佛祖手掌中的孙悟空，始终跳不出去。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杜恂诚教授介绍汪老先生“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治学风范已经回答了一切。两位老先生的这种研究风范让其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宛如里程碑。我等后学可以按照这一个个里程碑前进，而要走得更好更远，就必须秉承这种严谨的学术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