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话研究

　　《清代文话研究》：　　第三节 方宗诚：晚清理学复兴下的桐城文章观　　清代理学在经历康熙之盛后，声势渐弱，到乾嘉汉学如日中天之时，理学影响更是微弱。嘉道以后，理学出现复兴势头，尤其是咸同时期发生了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王朝内外交困，需要借助理学挽救颓势①。桐城人方东树、方宗诚皆是晚清出现的理学学者。　　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又号毛溪居士、西眉山人，安徽桐城人。他曾以从兄方东树（1772-1851）为师，习古文法。东树本为姚鼐高足，桐城派古文名家，他面对汉学家对桐城文家的排斥，著有《汉学商兑》，重申“宋学”而攻击“汉学”。方宗诚既以东树为师，亦复研习程朱理学与桐城古文，是整个桐城派中，理学气息*浓的理论家。其《柏堂文集自叙》云：“余少承家学，喜研穷义理，攻词章。质薄才庸，不足以缵先绪。而师友之见之者，咸谓：‘于斯理颇有发明，文事虽未工，抑其末也。’”《清史稿》卷四八六称：“宗诚能古文，熟于儒家性理之言，欲合文与道为一”。他著有《论文章本原》与《读文杂记》两种文话，《论文章本原》凡三卷，《读文杂记》不分卷，凡七十条，二书均出自《柏堂读书笔记》，且均从理学角度论文，是清代中晚期理学家文话的代表著作。另著有《桐城文录义例》，为《桐城文录》的凡例，评论了清代桐城本地的重要文家，实亦有文话性质。　　方宗诚虽以方东树为师，但因年岁晚其近半个世纪，二人所处时代有所差异。方东树撰《汉学商兑》时，汉学“其风尤炽”，故东树攻之不遗余力。而道咸以后，汉学末流之弊已显，汉学逐渐失去了主控学界的话语权。咸同以后，调和汉宋已成为学界新的潮流。方宗诚对汉学的态度不再像其师方东树那样激烈，姚鼐曾列“义理、考证、辞章”三种为文之事，方宗诚在调和汉宋的背景下，也大方地将“考证”作为衡文的重要标准，他在与人合编的《桐城文录》中，指出选文标准是：“大约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者为主，而皆必归于雅驯。”他甚至在文话中还多处提及考证之学，显示了新的学风下理学家对汉学态度的变化。方宗诚以“经济”论文也能见出新的时代风气，他将其归于桐城本地文学传统：“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他认为，桐城乡贤方东树、姚莹分别引导了桐城人为文对义理、经济的重视。当然，这是在《桐城文录序》中的论述，自然全部归因于桐城先贤。实际上，咸同以后，论文重视“经济”，强调经世致用是普遍风气，曾国藩对此也有很大影响。方宗诚曾在曾国藩幕府中治文书，也应受到曾国藩的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