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长篇小说研究

　　《河南长篇小说（1949-1999）研究》：　　一　　“与时代共鸣”：20世纪50-70年代河南长篇小说中的“政策”书写　　从作家的出身来看，这一时期的河南作家大部分都出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河南农村，文化程度不高，大部分是在革命实践的磨炼中成长为作家的。像贾子云，本身就是在伪军司令部做地下工作的军人；韶华只读过4年半的书，从小参加八路军，在部队一直做随军记者；巍巍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八路军，1950年随军去朝鲜；黄日强在1949年后在中原军区司令部工作；有的本身就是农民、工人，像冯金堂、刘知侠，之前所受的教育非常有限；刘知侠11岁才开始上半工半读的学校。从上述河南作家的成长背景来看，他们和上一代知识分子（徐玉诺、于赓虞等）接受的思想文化资源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小时候受民间故事的熏陶，长大后深受40年代延安文艺思想的影响。他们会用民间故事的模式，书写对新中国的热爱和赞美，用一种高扬的乐观主义态度歌颂党的革命过程，他们会响应合作化、“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运动，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着他们对党的一片忠心。　　几乎刚刚发生的群众运动在河南长篇小说中就有迅速的反映。1956年出版的《燃烧的土地》写的是抗美援朝的故事；1957年出版的《贾鲁河边》写的是**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专家忘我的工作态度和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1959年出版的《炼》是全国**部写大炼钢铁运动的长篇；1967年出版的《闪光的年华》写的是地主阶级对集体成果的伺机破坏和人民群众在复员军人的领导下与之进行斗争的故事。其中的故事设计如地主用老鼠尾巴粘上胶泥蛋儿搞破坏的方法颇为造作，但是作者的叙述态度十分真诚。此时期的河南作家李凖、刘知侠、巍巍等人也都从时代出发，不遗余力地歌颂党的政策和主流话语下的时代精神。巍巍的《东方》不但写出了朝鲜战争的正义性，还在几条战线上“作战”。不仅对国内“土改”后新的贫富分化问题做了深入的现象分析，还为农村走合作化道路做了形象的历史论证。农民作家冯金堂的《黄水传》，充满了苦难与死亡，一直到第22回新四军出现，书中所有人物才逐渐结束了受苦受难的命运。漫长的苦难叙事，充分书写“遗民泪尽胡尘里”的受压迫过程，正是为了展现“王师”到来的必要性、“革命”及“土改”的历史合法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河南作家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姚雪垠的《李自成》、巍巍的《东方》等均获得了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高奖——“茅盾文学奖”，这与他们真诚地书写党的政策和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　　河南作家绝不仅仅是一味儿跟在政策后面做时事的解说员，关键是他们还能从眼前的形势出发准确地判断写什么。从姚雪垠对历史小说《李自成》的题材选择来看，无一不受到当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影响。当别人质疑他的“上书”（给毛泽东寄书）是多余之举，觉得伟大领袖不会看他的书时，姚雪垠很有把握地说“毛主席一定会看”。这种判断源于他对毛泽东历史兴趣的充分了解。书中歌颂了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充分论证了“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毛泽东思想论断，作者不惜用“现代观念”对李自成的形象进行全方位的重塑和美化，如他领导的民主作风，部队的严明纪律，与当地百姓的鱼水之情，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毛泽东本人的认同。因此，姚雪垠从一开始写作到*后发表，两次获得了来自*高领导人的保护。这种因为文学创作而获得声誉从而能与党和国家的*高领导人直接“对话”的事在另一位河南作家李凖的身上也发生过。李辈的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获得很大名声，无疑跟他长期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问题的关注有关，这使得他比其他作者们多了份自信。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凖遭到迫害和打击，被诬陷为文艺黑线人物，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抄家游斗，又被放逐到西华县，剥夺了写作权利，他想到了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他相信周总理知道他，相信周总理一定会救他，于是让儿子将信送到新华门，让站岗的解放军转到了周总理手中。后来，在周总理的过问下，李凖获得了自由，并且被北影厂厂长汪洋请到北京，有了重新写作的权利。这件事之后不久，李凖开始了剧本《大河奔流》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