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评弹艺术家评传(三)书坛烟云录

《书坛烟云录/苏州评弹艺术家评传（三）》：
　　有本事的先生常说：“你今朝学会了，今朝就出去！”其实这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例子。我16岁拜先生，17岁就同先生一起登台，做下手演出了。从前学艺的方式、方法，跟现在的学徒不同。当时是现听现记，我是全神贯注地听，过后认真地默记。在练起角色时，现在他们是喜欢对着镜子照，而我不是这样的，我是模仿前辈和名角儿的身段关起门来自己练。过去学说书必须先弹琵琶，小嗓唱“俞调”，到能唱开篇后，便“插边花”，之后，就做先生的下手，然后是艺成出师。当然也有例外的，如徐云志就没有做过下手。先生对学生有个规矩，能够上台唱一只开篇就不要贴饭钱；能够跟先生拼档演出，就看质量拆账，一般是一成至三成，饭由先生供给，而有的先生又不是这样做的，像我的先生便是不拆账的。其实先生这样做也是合算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双档的卖座率高，收入来自听众，并不要先生自己掏腰包的。个别情况也有，若这位先生本是红客，走了下手（学生），并不影响他的业务收入，饭金也不需要他供应了。
　　我起先想拜谢少泉为师，但家里出不起一百元的拜师金。我父亲说，他一生中从没有积到三十元钱的。张福田喜欢逛旧货摊，他常来我父亲摊上逛，与我父亲认识。他家住在永照寺对过。他的乡邻裕丰泰玻璃店老板与我父亲极熟，便由他介绍，同张福田言定，拜师金为五十元，先付二十五元，另二十五元待抄脚本时再付。虽然先付二十五元，然而这二十五元，对我家来说可不是小事情，曾耗费我父亲几许心血，再加上我跟先生出码头，每月还要付三元饭金，这些钱等于是我父亲的一半身家呀！
　　张福田有武功，他走路不像是说小书的，倒像是个京剧武生。有一次吃饭时，因桌子位置不妥，大家要搬，他说不需要，立即像托茶盘一样，把一张有满台小菜的红木八仙桌，四平八稳地掇（端）了起来，并移到了合适的地方。可见他有多大的膂力。
　　我小时候，认为说书是专门在苏州说的，因为平常看见不少说书的都在苏州说，至于外面有无书场自己也不晓得。当拜张福田先生后，次跟先生去常熟，我当时害怕得哭了。那时眼界小，到常熟赛过（好比）到外国去了。那时跟先生出码头规矩很多，例如铺盖打好后，还未上途不能横摆，必须竖直，否则是不吉利的。我想这大概是为了清洁。还有到了码头上，如果明天要开书，当天是不许“朗”傢生的，我想这也不是迷信问题，而是为了业务，因为学徒毕竟弹得差些，怕听众一听，认为是先生本事蹩脚，于是就想出了这种戒律。
　　跟师父次出码头，那年我16岁。只码头是常熟湖园，我那时“小喉咙”很好，但不是天然的，而是硬练练出来的。从前说小书重小嗓，没有小嗓是不行的。我初拜师时，正值变声，小嗓全无。有一次师父和我说：“你还是趁早改行，这个喉咙好说书的吗？”我从此发奋锻炼，足足半年，关紧了房门练，终于练出一副嘣脆嗓子，可是人却瘦了一框。这一次与先生一起出码头演出，我小嗓虽好，但毕竟是初出茅庐，与先生合得不是太好。那时先生正与钟士亮做敌档（钟做“仪凤”），终敌不过钟士良。自这档生意“漂掉”（失去听众）之后，先生、师母在言里语间，大有埋怨是因为我才出现这个结果。这大大地刺激与激励了我要大下苦功练艺术；过十个月之后，先生又做常熟，无巧不成书，又与钟士良敌档。这下可不同了，十个月的苦功终于现了颜色（起色），这次反过来，我们将钟士良“漂掉”。这次常熟的演出，场东就拍张福田马屁了，水牌上悬张福田、张沁田（沁田即福田之子）名字，而沁田却不上，叫我上台，但水牌上却没有我的名字，当时我当然不敢响，但听客不服气了，后来才将我的名字再加上去的。
　　张福田蛮（很）凶，他的凶是出了名的。他常常打骂我，而且这个打，差不多都不是为了练本事而打的。记得有一次，他常熟下来做杨厍，就是我看鸹鸪的地方，包账一连一个半月，接下来做吴家市。有一天我将睡时，莫名其妙地被他痛打了一顿，也没说明是为了什么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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