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问题报告文学的诞生与勃兴

　　《新时期问题报告文学的诞生与勃兴/汉语言文学研究文库》：　　三、作家直面现实的勇气使问题报告文学得以发扬光大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报告文学的作家要讲真话，要把握时代的脉搏，以便推动我们民族前进的历史。而讲真话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创作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经历了一点曲折，但是仍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发展着，忠诚地、迅速地报告着时代的进程，传递着当代生活。一批又一批有才华、的报告文学新人不断出现，他们的名字为千百万读者所熟知，他们的作品被千百万读者所传诵。他们的精神正如刘宾雁1988年在“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对话会”上所言：“回头看我们国家这几年，确实是很不平坦的。尤其是*近两年，我们仍然有这么一批青年作家上来了，这很不容易。一个梯队又一个梯队，明明看到前面的路是很不平坦的，至少有人负伤吧，但还往前走。……生活本身对我们的诱惑力很强。这种诱惑力对任何人都存在，为什么有人拿起笔来写问题报告文学呢？那是因为这些同志的社会意识比较强，历史使命感比较强。”　　从文学的发生史看，文学是一种文化批判和反思，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中反思、重建着人类精神文化。而那些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学，是庙堂文学，或娱乐文学。从报告文学的发生史看，报告文学作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来到人世间，报告文学具有战斗性和批判性，它对旧世界的不妥协和激烈的批判，使它和一般的记游、记事划清了界限，从而自立门户，成为独特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更为突出，因为“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予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高尔基认为，特写作家，这种工作的急流，仿佛把过去的污垢和灰尘从我们的现实的皮肤上冲洗掉，同时，使过去的*可耻的怪现象暴露无遗。这个急流也表现出新人怎样在这块被小市民的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和动物似的个人主义所毒害的土壤上成长起来。　　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出现了许多如刘宾雁所说的“社会意识比较强，历史使命感比较强”的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不仅入木三分、鞭辟人里，而且能站在时代和民族的高度上，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义务感。　　例如，苏晓康和张敏，他们在《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①中，记叙了发生在北京市教育界的许多发人深省的事。以“文明的断裂”这一节为例，作者先以“望子成龙众生相”为题，叙述了年轻的父母们为了把自己的孩子送入“重点”小学，演出了一幕幕“充满机智、狡黠乃至谎言伎俩的滑稽戏”：转户口、换房子、假离婚、假结婚、假说爸爸出了车祸、围着老师哀求、把孩子推给教育局局长不管了等。每一位年轻的家长都深信，给孩子挑一所“重点”就像他们自己重新选择一次人生，也“似乎只在这一刻，这殿堂的神圣才是无与伦比的”。再以“麻木中的预警声”和“望而却步”为题，写父母都是教师的田畅，“在高考志愿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里，毫不迟疑地写道：“除师范院校外，其他院校都服从”，“他像躲瘟疫一样竭力躲开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写做中学教员到70岁才退休的罗老师，对教育事业和教师地位的看法，“如今啊，你想清高还清高不起来呢”，“世道一艰难，教书的就倒霉了”，“反正我就知道一个理儿，教师的身份跌得太低了，这个国家就麻烦了。各行各业要是都比教书有利可图，那谁还肯教书呢？”，“亏待了教书的，要受报应的”，“人要不怕苦，不能老苦”；写师范院校提前招生，考生们“暗地里却做好准备到时漏考*后一科，这样即使他考得再好，也注定不会录取。他们竟然把这次师范提前单独招生变成了大考前碰碰运气、适应考场气氛、练练竞技状态的一次预演”；写师范生把“到中小学做教师”“视为畏途”，“年年分配关头，师范生们都逃遁，有术”。作者通过这一节就揭示出了发生在教育界的一个怪圈：一方面，人们拼命把子女送进重点学校，希望他们能考上大学；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愿报考师范院校，甚至越是希望子女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越是看不起教育这个行当，越是父母或亲人从事教育的人们越害怕自己再走进教育这一行。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大量的事实惊醒世人：光靠古老僵化的教育“神圣”观念是无法拯救今天的教育的。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对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下来的伦理中心主义或说道德至上观念的大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