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湘学.蜀学与区域学术文化

　　《湘学、蜀学与区域学术文化：第三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高层论坛文集》：　　1.眉山刘氏父子　　眉山刘氏父子指刘渊、刘彭寿。父刘渊，字学海，号象环，私谥永政先生，宋末出蜀，寓居衡阳，元初荐为永州路学正。子刘彭寿，字寿翁。其不废家学，弱冠即负才俊，辟衡山县教谕，起为教职。延祐开科，彭寿以家学《春秋》试举，乙卯登第，赐同进士出身，后历任将仕郎、桂阳路平阳县丞，岳州路行用库使，承务郎建德路淳安县尹等职。入仕前，刘氏父子皆授徒传业，从学者众。刘彭寿善于在教学中把握学术走向：“初科举未行，公教学者，必以五经四书为本，为文必先理趣而后词章。及科诏颁，悉如公所为教，故高弟冢嗣，以取科举名校文乡间，门生多擢高甲。”　　刘氏家族家学渊源深厚，以治《春秋》学名世，刘渊曾“三领乡解，尝以《春秋》冠全蜀”。欧阳玄撰刘彭寿墓志云：“公（刘彭寿）为蜀名家，世明《春秋》之学，自曾祖演至子侣五世，一经相传，科第接武，家多著述。象环先生（刘渊）有《读易记》《易学须知》《春秋例义》《春秋续传记》《左传记事本末》《周正释经》《古今要略》等书，公所校雠，增附不少。其自为书有《四书提要》《春秋泽存》《春秋正经句释》《易诗说》，未脱稿。生平所著文集，门人方汇编之。”　　刘氏父子的著述今均已亡佚，但有些学术主张仍可以探知一二。如《春秋》学方面，同为巴蜀学者，刘渊治《春秋》学与黄泽（后文将详细介绍）有不少相通之处。宋元以来，学者主张弃传从经，探求圣人本意，建立新义理体系。元代不少学者都有归纳三传义例探寻《春秋》大义的著作，如许谦《三传义例》、黄泽《三传义例考》等。从书名来看，刘渊的《春秋例义》也属于归纳《春秋》义例的著述，甚至成书时代较黄泽更早，但它的影响力比不上许谦、黄泽等人的著述，今已亡佚。元人研究《春秋》三传，于《左传》略多一些，这是因为，《春秋》经文简单，《左传》详于记事，是研究《春秋》不可或缺的史料文献。黄泽治《春秋》即主张回到三传，特别是《左传》中去，以求得对经义的正确理解。刘渊著《左传记事本末》，重在将《左传》提纲挈领，利于读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关于《春秋》历法，宋以前学者多遵从杜预《春秋长历》，直到胡安国提出“夏时冠周月”说，引起学者对《春秋》正朔问题的热烈讨论，杨时、周孚等人对此提出反驳，坚持《春秋》用“周正”；朱熹、陈傅良等人赞成并发展“夏时冠周月”说；家铉翁等人则提出了“夏正”说。直到元代，这个问题仍是探讨的热点。刘渊专门著有《周正释经》，应该是对经文中“周正”说进行探讨，可惜内容也亡佚了。　　《易》学方面，刘氏父子有《读易记》《易学须知》《易诗说》三种，今已无法考证其中的学术主张，但从书名推断，这三种书都应当是用于教学的普及性读物。　　2.眉山虞氏　　虞氏家族可以追溯到唐太宗时的虞世南，六世传至虞殷，官蜀之隆州仁寿郡（今四川眉山市仁寿县），因家焉，遂为蜀人。九世至虞允文，官至左丞相，封雍国公，谥忠肃。宋末传至虞汲。　　虞汲（？-1318）“宋亡，侨居临川崇仁（今属江西抚州市崇仁县），与吴澄为友，澄称其文清而醇。”虞汲夫人杨氏，亦出自蜀世家大族，其父杨文仲，官工部侍郎、国子祭酒，世以《春秋》名家。杨文仲守衡州、漳州，后流寓岭外，虞汲均随之同行。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人称邵庵先生，历任国子助教、集贤修撰、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等职，卒谥文靖。咸淳八年（1272），虞集出生于衡州，后随家人流离闽广。至元十六年（1279），其外祖父杨文仲追随宋帝，赴海以死，虞汲北还，归葬文仲于长沙，又五年，虞集随父母迁至江西崇仁，流亡路上，虞集由其母亲教授经文。虞集为学推崇程朱，维护理学道统，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经说》。虞集对家乡有着浓厚的感情，每自署“西蜀虞集”，身为元代重臣，他不忘自己是宋代爱国名将虞允文的后代，在《家兄孟修父输赋南还》诗中写道：“我家蜀西忠孝门，无田无宅惟书存。”虞集还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纽璘后人告老还乡时，集中财产遍访江南，购置图书，得书三十万卷，运回四川，是为蜀地复兴学校之始，虞集作《送秘书也速答儿大监载书归成都》一诗盛赞这一功业。虞集虽然没有一部专门的经学著述传世，但在其撰写的诸多题跋、书信、传记中，可以发掘他的学术主张。《巴蜀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一文，即以虞集为元代巴蜀哲学的代表人物，并概括道：“虞集一方面崇道宗朱，表彰和传播巴蜀理学和魏了翁之学；另一面又不囿于朱陆之争，而重视心学，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虞集还融通三教，博涉于百氏，这是他对宋元以来各派学说流传发展的总结和综合，也是对理学排他性流弊的批评，集中体现了元代学术所具有的融通、包容之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