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关于中国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技术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关于中国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在巫沃德的研究中，组织结构的本质性差异和技术的差异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和使用大批量技术的公司相比，在小批量生产的公司中，对总裁负责的人更少；而在流水线生产中，对总裁负责的人数*多。大批量生产公司的管理层数也多于小批量生产公司，而流水线技术中则更多。如果不涉及公司规模，就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占总员工的比率而言，流水线技术的*大，而小批量生产公司的*小。这些差异与技术的复杂程度平行，但其他的差异则不然。一线监督人员控制的范围在流水线生产的公司里*小，而在大批量生产的公司里*大。与其他两类公司里相比，大批量生产的公司倾向于更多地依靠生产线人员和行政人员的职责区分，工作描述更加具体，并更多地依靠成文交流。①　　此后，布劳诺（ Blauner，1964）研究小批量生产技术如印刷、大批量生产技术如纺织和汽车，以及连续过程的生产技术如化工，所得到的结论与巫沃德的一致。在随后的近30年中，大量研究并没有离开技术对组织的建构这个主题，也都是在这样的框架下探讨技术与组织结构关系的类型和细节问题，重要的理论流派如权变理论认为，技术越复杂和越不确定，组织就越可能采用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结构形式。②　　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关于技术对组织结构影响的研究，都再现了巫沃德的*初发现，也赋予了“技术决定组织命题”新的生命力。马希（ Robed M。Marsh）和曼（Hiroshi Mannari）在对50个日本企业的研究中，探讨了技术及组织规模和结构的关系。他们使用了一些技术指标，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描述的是技术复杂性（根据技术使用程度的差异）。马希和曼发现，技术（而非规模）能更好地预测除分化以外的组织特征，即使控制其他变量也是如此。像巫沃德一样、马希和曼还发现，随着技术的进步，一线工人在全体雇员中的比重下降，监管人员比重上升；而且，高层行政人员的控制范围随技术进步上升。和巫沃德与布劳小组的研究结论一样，技术和一线控制范围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马希和曼提出，与其他研究结果一样，日本的企业组织并没有特殊的地方。①　　伊克松、皮尤及费伊赛（ Hickson，Pugh，and Pheysey，1969）将技术这一笼统的概念分解成三种类型：操作技术，即组织工作流程中使用的技术；材料技术，即工作流程中使用的材料（高度复杂的技术可能用在相对简单的材料上）；知识技术，即用在工作流程中的、复杂性变幻不定的知识体系。这些作者在研究中关心的是操作技术。对于他们研究的英国组织，操作技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组织越小，其结构越受到技术的影响；组织越大，这些技术的影响越局限于诸如从事与工作流程本身相关联的工作岗位数目这样的变量；对与之距离较远的管理结构和层级结构中的可检测到的非变量．操作技术的影响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