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的形成-母婴关系如何塑造我们一生的情感

第1章 母爱：*坏的情况 1937年，纽约精神分析师戴维·李维（David Levy）发表了对纽约儿童指导协会（Institute for Child Guidance）里一名8岁女孩的观察研究报告。我称她为安娜。安娜是个私生女，从出生之日起，她便在若干寄养点之间辗转流离，直到6岁半才被人领养。刚见到安娜的时候，养父母觉得她是个可爱又机灵的孩子，但是把安娜领回新家之后，他们吃惊地发现，安娜看着自己的房间，居然没有一点儿反应。很快，养母又有了新的担忧。几周后，养母开始抱怨这孩子“外热内冷”，“她会亲你，但这不代表什么。”养父让养母不要担心，说孩子没事儿，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而几个月过去后，养父也有了同样的担忧。他发觉，安娜总在欺骗和闪烁其词。李维深信这对夫妇是慈爱的父母。他注意到，他们还有一个亲生孩子，比安娜大4岁，感情丰富，适应得也很好。 养父母试图纠正安娜骗人的恶习，但一切都是徒劳。他们找来了一位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建议他们停止一切管教，代之以更多的关爱。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这个办法也不管用。安娜的老师抱怨说，安娜虽然聪明、成绩好，但总是心不在焉，对自己的表现也不自信。安娜被收养的一年半时间里，冷漠丝毫没有消融。“你根本走不进她的内心，”养父对李维说。而养母说：“我对她的了解和她刚来那天没有差别，我至今也搞不懂这孩子心里在想什么。” 在李维的报告中，*令人伤神的一句话可能是，这样的案例“每个从事儿童工作的人都不会觉得陌生”。但是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人公开提过。李维是美国儿童指导运动的领军人物，志在推动社会变革，保护儿童免受感情伤害。后来，他在精神病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一，当时还有一些人在纽约从事同样的工作。他们*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有重度心理问题的儿童，并促生了后来全球性的“母爱剥夺”研究。 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给予的爱，皆有益于婴儿的发展。我们沐浴着母爱成长，并对人、事、物发生兴趣，学习并掌握知识，为能成为家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我们呀呀学语回应母亲；与她同乐，对她笑；我们与她玩耍，在互动中收获快乐；会爬行之后，我们急切跟随，不让她走远。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她的一部分，她开心，我们也会开心。后来，我们知道了分离，也感受到她的理解，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感觉到温暖、关爱和安全。在许多孩子的早期记忆里，母爱闪烁着真理之光，不会因为多年之后的讽刺、失败和纷扰而变得黯淡。 其实，母爱并不总像孩子想的那样闪闪发光。有时候妈妈没有来，有时候妈妈懵然不知，有时妈妈让我们不开心，可能因为她没有回应，可能因为外部刺激太强了，也可能因为我们无法释怀。可怕的憎恶在我们体内翻涌，世界也变得一片黑暗。我们开始满心邪念。我们嚎啕大哭，直到我们的血管似乎都要爆裂。到处都是恶魔，纯粹的恶魔：母亲是恶魔，孩子是恶魔。但是突然之间，太阳出来了，腾腾的毒气消散开来—纯洁而晴朗的母爱，又开始闪闪发光。 当然，许多孩子一出生就缺乏母爱。妈妈总是冷冷的，对他不闻不问；妈妈无法满足他热切的或情绪化的需要；妈妈自顾不暇，只想全心全意地对自己；妈妈心怀怨恨，时不时发火。然而，在某些重要的事情上，就算有一个不称职的、有问题的母亲，对孩子而言也是好的。她给孩子喂食，给孩子换尿布，带孩子去散步，哄孩子睡觉。尽管她的不称职，可能令孩子困扰一生，但是母爱的光辉总会照进来，让这个孩子知道自己有一个归宿。 可那些丧母或者被过早剥夺母爱的孩子呢？这样的类比还成立吗？我们是不是该认为，没了阳光，他们便会像植物一样枯萎？这些孩子还能否具备爱人和与人交际的能力？如果一个孩子基本的生理需求（如食物、庇护、干净舒适的环境）都能得到满足，却独独缺少爱，会怎么样？如果他一两岁了才有妈妈的陪伴，会怎么样？如果他小的时候居无定所，像邮寄包裹一样从一个妈妈身边到另一个妈妈身边，会怎么样？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寄养儿童和由大家庭照看的孤儿身上。有前前后后这么多母亲，会和只有一个母亲一样好吗？如果孩子7岁多了才像安娜那样被人收养，会怎么样？正常的生活是否可以就此开始？—对这些极端情形的研究，揭开了我们理解母婴纽带的序幕。 早在1760年，一位西班牙主教就在日记中写道：“在弃儿收容所里，孩子变得悲伤，而且很多孩子死于悲伤。”但是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绝大多数的医生和科学家认为，进行儿童观察似乎无需感情用事，而赋予他们人性更是多余：这些小家伙还不是真正的人，它们不具有人类的感受，不会悲伤，不会孤独。如果它们的健康状况出现恶化，那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例如体质差、染上疾病等，反正从情感与心理层面看，它们是不需要任何人的。 工业革命带来了母爱柔情以及天伦之乐—工业革命让父亲们离开家去从事生产，在公众的意识里，家成了女性的天堂，让她们免于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中的残酷竞争—可即便如此，研究者们对那些缺爱儿童的超然态度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一般来说，孤儿和弃儿还是会被送到收容所，而不是很快地安排寄养或收养。优生学派反对早期领养，理由是：等孩子长大一些，看看各方面有没有缺陷再决定比较好。他们鼓励想收养孩子的家庭延期收养，待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能看出与他们是否匹配之后再行动—蓝眼睛还是蓝的吗？头发的颜色与之前一样吗？智商够高吗？ 与此同时，各地的保育机构开始关注抗菌，尽可能地避免人为介入或刺激，于是，他们在无意之间制造出了“情感无菌”环境。医院往往规定，父母不能探望生病住院的孩子，所以，有不少婴幼儿在医院里一年多也见不着妈妈。总的来说，母爱和母爱的替代品被放在了其他考量因素之后，也很少有人质疑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损失。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儿童精神疗法诞生了。一批医院率先设立了儿童精神病病房，全国各地的儿童指导中心里儿童人数激增，于是这一群体成了研究的热点。看起来，许多不好的势头都与缺乏母爱有关。当它们汇合在一起，就演变出一场无声的灾难。 机缘巧合之下，李维遇到了一些像安娜一样冷漠的孩子。那个时候，他在研究另一个课题—“母亲的过度保护”，即那些焦虑谨慎、过度操心的妈妈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他设置了一个对照组，主要由小时候缺乏母亲关怀、后来很难与养父母亲近的孩子组成。这个对照组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些孩子的状况都像安娜一样，令人担忧。其中一个孩子，是一名贵妇的私生子。他一出生就进了收容所，2岁的时候，又到了孤儿院，2岁3个月的时候，转到一个寄宿家庭，还差4个月就要满3岁的时候，终于被人收养。可是养母抱怨说，这个孩子对她的任何关爱都无动于衷，她拿他没辙。男孩被送到儿童指导中心时，李维说道：“他的养母觉得受了一年折磨，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李维的研究对象具有很多共性：孩子居无定所，过了好几年才被领养；通常外表可爱，与谁都亲热，其实内心冷漠；他们普遍自卑；身染恶习，而且屡教不改，其中包括性骚扰、漫天扯谎、偷窃成癖、极易暴怒、需求幼稚，而且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他们养父母的感受也都差不多：痛苦、受挫、无可奈何。心理治疗对这些孩子好像完全不管用。在一个极端案例中，接受心理治疗但没有起色的孩子被养父母送到了维也纳，由一位阿德勒学派的精神科医生治疗了三年。但这个孩子回家后还是很寡情，攻击性的症状也更加明显。 李维总结道，这些孩子遭受着一种情感饥饿，他称之为“初级情感性饥饿”（primary affect hunger）。在这里，他不是说孩子们迫切需要母爱，而是说他们迫切需要在与母亲的日常接触中产生各种感受，甚至包括敌视情绪。“人体器官可能会缺乏发育所需的营养素，那么人的情感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缺乏症？”他想从失爱儿童身上找到答案。李维就这一问题发文，刊登在《美国心理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但并没有引起关注，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李维不知道的是，其他学者也遇到了和他一样的问题。 其中一位就是洛蕾塔·本德（Loretta Bender），纽约表维医院（Bellevue Hospital）全新儿童精神科服务的带头人。本德科室的很多孩子都患有器质性精神综合征，如脑炎后综合征、自闭症；没有器质性缺陷的孩子也都表现出重度的行为失调。这些孩子主要来自两家大型收容所。 **家，犹太人孤儿院。在那里长大的孩子得到了悉心的照顾，身体健康。但是他们没接触过什么人，也没有什么玩具。本德认为，这一点导致了他们的行为障碍和语迟症。本德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了近三年半，她写道：“他们先是进了收容所，但是由于无法适应，又被尝试送到寄养家庭去，前后经历的家庭多达五六个，孩子的问题也愈发严重。” 当时与本德同科室的斯特拉·切斯（Stella Chess）回忆说，这些孩子的问题太多了，从不会自己上厕所到不通人情，甚至与谁都很亲热。她说道：“他们的友善不分对象。养父母会发现，在大街上，孩子竟见人就叫‘爸爸’。一位母亲刚买了油毡（在当时是一种奢侈品），就被养子戳了个洞—他在模仿搬油毡的工人。这些孩子之前没有经验，不分好坏，所以没多久就会被送到下一个寄养家庭。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无处可去了。到了五六岁，他们就会被送到我们科室。” 第二家，天使守护之家。它是天主教徒建的孤儿院，但“丝毫不为孩子的安全感着想”。与那时的许多孤儿院一样，这家孤儿院认为，孩子不应该对无法成为永久父母的人产生依恋。因此，他们每半年就给孩子换一个寄养家庭。这些孩子到了5岁左右，不仅不会产生依恋，还似乎对他人丧失了感觉。本德曾经描述说： 他们不会玩耍，没法融入，只能欺负别的孩子。他们离不开大人，可一让他们与人合作，他们就会暴怒。他们多动、注意力不集中；他们根本不懂人与人如何相处，而且……他们迷失在有害的、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与真实的自我和生活渐行渐远。 她把这样的情形归为“病态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ies），认为这是性格形成阶段的情感剥夺造成的。 与所有的病房一样，表维医院的病房也十分注重抗菌。人们认识到，只要是孩子多的地方，传染病就会疯狂蔓延。19世纪中叶巴斯德发现细菌之后，人们一直在想办法创造尽可能无菌的育婴环境。比如说，在表维医院里，同一个孩子的所有看护穿着同一件白大褂。上一个看护离开之前，会把这件白大褂翻过来挂好，直到下一位看护穿上它，以免交叉感染。抗菌标语警示着看护们：触碰孩子危害孩子健康。与天使守护之家一样，许多孤儿院会用架住的奶瓶给孩子喂奶，这样就无须看护亲自抱起了。当时人们认为这个方法不但安全，还节省了人力。 不过，那种环境对孩子不好，也不是什么秘密。1915年就有报道说，美国东部十家孤儿院收容的婴儿大量死亡，孩子进入收容所后两年内的死亡率从31.7%～75%不等。1920年德国一家医学杂志报道说，德国有一家非常好的孤儿院，但它收容的婴儿一年内的死亡率高达70%。虽然环境（尤其是卫生条件和营养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哪怕是欧美地区*好的孤儿院，婴儿的死亡率也没能低于10%。人们曾经将死亡归咎于住院症、发育不良或者抑郁无望。1912—1922年，表维医院病房里的孩子*常出现的就是营养不良，因此才有高死亡率的报道。而随着营养条件的改善，病因发生了变化—那些夭折的孩子被认为遭受了慢性感染。 1942年，儿科医生哈利·巴克温（Harry Bakwin）在《婴儿孤独》（Loneliness in Infants）一文中黯然写道： 为了减少交叉感染带来的危害，从前开放式的病房被狭小封闭的房间所替代。房间里，蒙头盖面且消过毒的医生和护士小心翼翼，生怕引起细菌感染。来探望孩子的父母们不许入内，而看护们则尽可能少碰孩子。近些年来，隔离越来越兴盛，就在不久之前，有人设计了一个育儿箱，上面有进口阀和出口阀，还给看护们准备了袖套。孩子被放入这个育儿箱之后，几乎可以接受无触碰式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