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伟业: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史研究 (1976~1989)

　　《创建伟业：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史研究1976-1989》：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历史任务是，如何认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纠正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彻底地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恢复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但是，在1977、1978年两年中，中共中央以华国锋为代表在着手恢复经济、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坚持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因而出现了党的工作徘徊的局面和社会主义建设决策的失误。党和国家的工作表现出在徘徊中前进的态势。　　“四人帮”垮台后，全党、全国展开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并着手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批判运动不断深入，涉及否定“四人帮”的理论体系及平反大量冤假错案时，由于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遇到障碍。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为粉碎江青集团有过重要的贡献，也试图结束混乱状态，并已着手开辟新的建设局面。但是他在指导思想上延续了毛泽东的“左”的错误，坚持毛泽东的“左”的理论观点，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就提出，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汪东兴也说过，凡是毛泽东批示的文件，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不能动。1977年2月7日，根据华国锋的意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方针。这大大地增加了拨乱反正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新的现代化建设的局面难以真正打开。　　就像华国锋后来讲的，“两个凡是”不是他的创造，汪东兴、吴德也都有类似的说法，“两个凡是”也不是出于他的手笔。但这一思想符合华国锋的思想实质，被华国锋欣然接受，并大力地予以贯彻和执行。这里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华国锋。　　华国锋1921年出生于山西交城，是党的同龄人。17岁时参加抗日游击队，曾担任过交城县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起到湖南工作。1952年，调往湖南湘潭工作，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做事勤恳，作风朴实，经常到农村蹲点进行调查研究，推动当地的建设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运动中，华国锋都紧跟毛泽东。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华国锋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经验和调查研究写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文化大革命”期间，华国锋负责修建一条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方便全国的红卫兵去瞻仰毛主席故居。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毛泽东评价他“讲老实话，是老实人”。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华国锋被毛泽东提名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1971年初，华国锋被调到中央，协助周恩来做好国务院的工作。1973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毛泽东选中华国锋接替周恩来。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认为华国锋“厚重少文”，是可以信赖的。华国锋也确实表现了对毛泽东的无比忠诚。“你办事，我放心”，这是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赠言。“按过去方针做”，这也是毛泽东对华国锋提出的要求和期望。　　华国锋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迅速提拔到中央高层的，对毛泽东也充满了感情。他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批判“四人帮”的，他一直强调“四人帮”的路线性质是极右，核心是篡党夺权；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迟迟不给邓小平平反，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6年11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已经有一个4号文件。坚持毛泽东讲过的、指示过的，不会错。1977年3月，陈云、王震在会上提出，应该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但他们的正确意见受到华国锋的压制。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才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由于华国锋等人的影响，这次大会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这样，拨乱反正的工作难以从根本上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