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红学论稿

自序



《周汝昌红学论稿》是一部知人论学的书稿，是一部学人研究之通论稿。

这部《论稿》写得很辛苦，非构思之困苦，乃登峰之竭力者也。《论稿》结构了五章：一、知人论学：情性气质与为学格调；二、《红楼梦新证》：说不完的话题；三、“红学四学”：红学何为；四、中华文化之学与新国学；五、周汝昌与周氏红学的影响。此五章乃基于知人论学之整体考量，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撮要举凡，存其大体，试图兼顾周汝昌其人之个性气质和人格精神以窥其为学之迹以及“周氏红学”之真貌。设若未能综合考量周汝昌其人之真实心迹、独异情性、鲜活个性以及独特视角，则难以还原近乎真实的周汝昌。

周汝昌其人与“周氏红学”已然成为现代红学不可绕过之话题。周汝昌之为人与为学形象已然被浓墨重彩地描绘着，其正面描绘的形象与反面描绘的形象相差何止道里计？是故，欲窥其“真貌”则非仔细端详不可。“正”耶？“邪”耶？“褒”耶？“贬”耶？对于业已归于大化者而言，无乃世间之虚话耶？然此世间之虚话，毕竟留下了演义之迹，姑可循迹而索貌。笔者近年来主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现代学案》栏目，曾撰述《现代学案述要》一文以为“现代学案”建立范式：“学案应考察所立案者至少两个方面的‘兼美’：1.考据、义理、辞章之兼美；2.人与书之兼美或合一。这既是现代学案所应确立的一种学术史理想，又是评价学案人物的一种标杆或学术境界。此一理念姑可看作现代学案撰述者所追求的学术‘倾向性’，虽不能至，当心向往之。”（高淮生.红学丛稿新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228.）斯人与斯学之真切面貌若能经受“兼美”考量，则“虚话”不“虚”，“美谈”无疑。

李敖在《胡适研究》一书中收录《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其中的一段话可资借鉴：“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功罪都该有一番‘完满解释’。该是他的，就给他；不该是他的，就不给。在给与不给之间，居功言罪当然不完全是他‘个人所得’。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影响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谋，其罪亦有共犯，从事历史的解释的人必须把握这一点。”（李敖.胡适研究[M].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44.）不妨说，周汝昌在红学方面的功过当然也是“既有同谋”或“亦有共犯”，《周汝昌红学论稿》便试图做一番“给”与“不给”的分梳评述。那么，如何客观地评价“周氏红学”的价值和影响呢？笔者以为可从四个方面联系起来考察：一则新观点，二则新材料，三则新方法，四则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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