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

引 子 小时候，我常到隔壁廖家去玩，廖婆婆、汉堂哥嫂，一家三口，日子虽过得清贫，但我总能听到很多笑声。 忽一日，剃头匠汉堂哥外出给人剃头，突发脑溢血，当场死去。没过多久，汉堂嫂也改嫁而去。 这样，我的隔壁就只剩廖婆婆一个人了，整日整日冷清清的，听不到笑了。 自此，廖婆婆常常随我一道上山砍柴，转过脸就流泪，动不动就叹气。 又过了几年，她娘家的侄子将她接去养老，将她家的家具都搬走了，顺手还将她家的房子也拆了。 从此，我再也没看见过她。 我一年比一年地想看到她。 我开始流泪。开始叹气。 我开始不敢常回老家了。 **章 湖南行：但愿不再忧伤以终老 张福全：儿子有家难回 2013年，渐近年关，天气却好得一塌糊涂，阳光普照，冬天的田野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就等春天。 这是一次漫长的出走，我要出门去寻找廖婆婆。 浏阳西乡，镇头镇，大片大片的良田，都栽上了桂花树、罗汉松。良田由山地开发而来，现在，良田却栽种花卉苗木，变回山地。 当地的一位小学退休老师陪着我，就在由官桥通往北星的公路边，我们来到李菊梅老人家里。 四周一幢幢色泽缤纷的新式楼房悄然立于阳光里，李菊梅家的二层小楼满身灰暗，停在20世纪80年代的式样里。 快下午两点，李菊梅刚收拾完厨房，闻声迎了出来。老太太瘦瘦的，脸有些苍白，齐肩的头发扎在脑后，看来应是精心染过，一件暗绿色的棉衣很得体，不像其他农村老太太那么衣着随意。 老太太忙慌慌地搬了几张靠背椅出来，放在台阶上的太阳里。然后开始给我们沏茶，我忙起身帮忙，但老太太坚持让我坐着，直到将茶一一端给我们，才小心地在旁边坐了下来。 老太太的表情一直不自然。 一种隐隐的谦卑与忧虑，这不应该是年关将至的气氛。 她的眼光躲躲闪闪，我问起话来也磕磕碰碰。 李老太太曾是个乡村裁缝，一辈子不会做农活，也很少做过农活。1955年年初，她刚刚20岁，经人做媒，与同年的张福全结婚了。张福全虽然其貌不扬，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裁缝，曾在株洲城建宁街建新服装店当过学徒，学得了一身好手艺。婚后，原本心灵手巧的她便随丈夫学缝纫，很快就操练出来了。开头几年，夫妻俩联手做上门生意，后来便各接各的活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夫妻俩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地里刨食，一年四季辗转在镇头、官桥、井龙、扬眉等地，到处为人缝制新衣服，吃香的喝辣的，令人眼热。当然，他们的工价也不高，*多一块六毛钱一天，有时也只有一块两毛钱一天。每年两人还得拿钱去生产队买五六千工分，不然就分不到口粮，间或还得交工商税，这样，所赚的钱便所剩无几了。只是，他们还得尽力存些钱，家里的土房子实在太破旧了，随时都会坍塌。 说到她儿子了。 李菊梅身子单薄，结婚多年都没怀上孩子，令她抬不起头来。不知听了多少闲话，拜了多少菩萨，喝了多少苦浸浸的中药，到第十二个年头，她快绝望时，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生下了儿子张新优，她的头抬起来了一点。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太太脸上有了隐约的笑容。只是，我太知道在漫长的苦闷与一丝喜悦之间，她承受了多少压力，背负了多少歧视。万一与人有了纠结，吵起架来，常会败下阵来，什么不下蛋的鸡婆，什么前世没做好事，要多么恶毒就有多么恶毒！ 李菊梅不光生了儿子，儿子还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到20世纪80年代初，儿子高中毕业了，家里的情况好转，他们还修了栋当地*好的土砖房。夫妻俩此时已五十出头了，虽说带了不少徒弟，自己却有些做不动了！此时，丈夫张福全眼见人们因分田到户手里宽裕了，当地人讨媳妇除了满屋子的新家具，至少会置办自行车缝纫机等，便试着在北星桥街上开缝纫班。不想来学的姑娘还挺多，每人一月收六块到八块学费，连办了两年，所赚的钱正好用来操办儿子的婚事。 儿子结婚后，很快就有了孙女孙子。他们家正好在公路边上，儿子做起了当时*热门的种子生意，也就是将此地村民培育的种子贩卖到岳阳、汨罗等地。 到1985年，他们家又建起了当地*早的红砖楼房。 老太太眼睛有些花了，缝纫做不动了，心想就安心帮儿子带带孩子吧。就在老夫妻以为自此可以高枕无忧时，先是发现孙子张健脑子有问题，带到医院去检查，说是天生智障，全家人都蒙了。不久，儿子张新优做种子生意亏本了，将手里的钱都赔了外，还欠了大量外债。 张新优只得丢下一家老小远走他乡。 不久，媳妇离婚走了。 面对一双年幼的孙女孙子及猛然空落下来的房子，老太太病倒了，一病就病了好长时间。 说到这里，老太太脸上重又聚拢了阴云。她的牙关咬得紧紧的。 我看得懂那样的表情。 “您只生一个儿子么？”我问道。 “当年好不容易生下儿子后，再也没怀过了！”老太太叹道，“要是多生个女儿多好呀！”老太太又开始叹气。 “明知你们两位老人带不动孩子，媳妇怎么就离婚走了呢？你怨她么？” “说不怨是假的，但既然自己的儿子走了，也不能强求人家年轻轻地就守着，她有她的日子要过呀！”老太太越说声音越小，站了起来，往内屋去了，说要给我们添些热茶。 我不由暗地里责怪自己，我不应再触到她的痛处。 我忙站了起来，我的眼泪也要上来了。 我一下想起了廖婆婆，似乎所有的老太太，心酸的时候，止不住要流泪的时候，她们都必须要转身。 我来到地坪里，看看这栋旧式小楼，沾满灰尘的白色，几成黄色。 很快，老太太提着开水瓶出来了，仿佛不记得我问过什么，只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招呼我喝茶。 儿子媳妇走后，老夫妻毕竟年纪大了，再也做不动了，到1991年年底便正式歇业。他们强打精神，依赖往日不多的积蓄，重新学做农活。只是，儿子，逃债的儿子总是他们*深的牵挂。 儿子长时间不知去向，有人说在浏阳，有人说在长沙，还有人说在株洲。他们也不奢望儿子回来了，即便回来了，又如何面对庞大的债务呢？就在那几年，常有人上门讨债，眼见他们一家的凄凉境况，大都摇摇头就走了。也有人会搬走一两件家里的家具，家里便越来越空，到现在就剩下几张睡觉的床，几件盛衣的柜，还有些桌子椅子。 孙女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孙子读不进书，也干不成什么活儿，就干脆让他待在家里。 大约在五年前的年底，也是快过年时节，想起在外飘荡的儿子，老夫妻不由满腹愁绪。那天晚边，孙子到隔壁家看电视去了，老夫妻坐在火房里烤火，相对无言。突然门外有人在敲门，张福全老人起身去开门，一股冷风蹿了进来，门外却没有人影。正要关门时，一位中年汉子却闪了进来。老头子吓得愣住了，来人却赶紧将门关上，反转身子过来叫了声：爹爹！这一声既熟悉又陌生的呼唤，令张福全不由一怔，莫大的怨恨与委屈汹涌而来，他早就憋着要狠狠地打他的耳光，他果真扬起手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儿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任他打，当他扬起手再要打时，李菊梅拖住了他的手，然后扑着过去抱住了儿子，哀哀地哭了起来。眼见着母子俩早已哭成一团，张福全也不由得眼泪双流。 老夫妻已年近80岁，儿子终于稳定下来，在株洲做生意，又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他依然只能趁晚上偷偷地回家看看，又匆匆地离开，但好歹给这个家带来些许生气。 坐在温暖的阳光里，李菊梅说起往事，说完儿子，又担忧起快30岁的孙女只知道赚钱补贴家用却不结婚，担忧孙子在他们百年之后该如何生活，担忧儿子在外躲藏到何时？她说她不敢多着急，她患高血压多年，着急多了就头晕。不久前她还昏倒在地上，好在孙女刚好在家休息，赶紧将她扶了起来，请来医生给她看病打针。 老太太说着又开始心痛起来，她真心心痛那些钱，也真恨自己得了这种病，常常得花钱买药吃。 正说着，张福全背着一只纤维袋回来了，后面还跟着老队长。 张福全放下纤维袋，袋里跑出两只鸡。张福全如释重负似的，想要站直些，但看起来一时半会儿站不直了，毕竟，这是几十年的重压叠加。 张老比老伴儿看上去更显老，戴着一顶旧棉帽子，难得的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人也乐观些。他几乎是带着笑说，想到只有十来天就要过年了，就去附近人家买了两只鸡。一旁的李菊梅却苦着脸，连连叹道：还买什么鸡？真是浪费！老队长忙附和道，买两只鸡用不了多少钱，过年还是让孩子们吃好点！ 老太太一直嘀咕着，又花钱了，本来可以不花的。 张福全不再搭理她，也和我们说起昔日做缝纫的日子，故事又要重演一遍了，回忆大概是他们俩主要的生活。说出来，或者没说出来，都是那些逝去的好时光。 张福全说着我已听过一遍的故事，我还是听出了别的内容，因为他是带着笑意说的。这笑意还一直延续到他主动说到儿子身上。他说，就是这样了，只有面对，儿子有家难回，只要他在外平安就行。 我不敢接话，因为旁边还有老太太，她又一次起身去为我们添开水。 临走时，张福全托我去问问镇上，原本，他们夫妻俩与孙子从2010年就吃了低保，有了低保吃饭至少还能对付，都两年了，不想今年就取消了，他想不通。他说：我们再也干不动活儿了，没有任何收入，孙子又不知事，真希望能赶紧恢复低保，不然我们日子就难过了。我赶紧表态要去镇上查一查是怎么回事，我说得很坚决，那几乎是本能反应。 张福全露出深深的感激。 从深深的忧虑，到深深的感激，我突然明白我满口答应的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顿时黯然。因为，我也只能建议镇政府恢复他们的低保，但决定权不在我手里，只怕不能帮上他们。 走出他家地坪，夫妻俩还站在大门口一直目送，张老那佝偻的背，他俩脸上勉强的笑意，令我不忍多看。我赶紧将视线投向了屋一侧的菜地，菜地很宽，种的菜却不多，长得也不好。 是的，人老了，连菜地都不太听他的使唤了。 走出半里路了，老队长从路边站了起来，也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了我前边，蹲在路旁等我。我忙停下车来。 话题再一次回到张老一家。 老队长是张福全为数不多的老朋友了，他再一次为我复述了张老一家的故事，只不过夹杂了他特有的唏嘘和感叹。他的表情，他的怜悯，还有他复述时增添的几个小细节，让我加倍地沉重起来。 张福全的儿子张新优，当年贩卖假种子出事，导致不少村民颗粒无收，被判三年徒刑。虽是缓期执行，但还是匆匆逃走了，他老婆也丢下一双儿女离婚走了。仿佛是摆脱不掉的霉运，他的儿子智障。这个孩子有一天跟人说，自己的爹晚上偷偷回来过，去年还接全家去株洲过年。于是，苦守在家的老两口儿的低保被取消了。 孩子今年又说了，今年，他爹做生意亏本了。肯定是偷偷地都没回来了。 张水美：我宁愿早死 就在2013年年底，我作为致公党浏阳工委的代表，走访了联城社区的六户贫困户，得以遇见张水美老太太。 张水美已经80岁了，满头白发，佝偻着背，有些虚胖，脸色不好，在自己家里走动都得用拐杖。社区小张告诉我，她是外地人，当时辞了工作，随丈夫李榕生来到浏阳，好在丈夫一直在浏阳一中担任外语教师。当丈夫2011年过世后，就独自生活在浏阳一中老家属楼里，自己就住一间小房子，靠出租另外两间房给学生过日子。就在不久前，社区刚为她办了低保。她浑身都是毛病，患严重的甲亢病。走访那天，匆匆见了一面，粗略感受了她落寞的神情，就一直牵挂着。就在除夕前两天，阳光很好，我特地再去看她。 她住在四栋二单元二楼左边，时间已是下午两点多了。上午社区小张就与她约好了，可我敲了许久的门，门内寂然无声。小张却肯定地说，老人应该不会出门。于是，小张又打老太太的小灵通，打了好几次，也没有接。我们的心悬了起来，更大声地敲门，门终于开了。老太太依然穿着那天那件老红色旧棉袄，黑色的毛线裤，竟然没穿罩裤，一手端着饭碗，一手拿着筷子。老太太今天的气色看上去没前几天好，一见我们，连连道歉地说，她上午起床很迟，刚蒸热了昨天的剩饭剩菜，坐在小饭厅里吃，也就没听见我们的敲门声。 屋内有些阴冷，空气也有些浑浊。我们陪她来到小饭厅，靠大窗摆了一张小饭桌，桌上摆了几碗剩菜，油晃晃的。老太太手里的饭碗依然是满满的，米饭上盖了几根煮过头的菠菜。她说，她没胃口吃了，干脆放下碗筷与我们聊了起来。她的普通话夹杂着外地口音，中气又不足，有些含糊不清，听起来有些吃力。说着，说着，老人就哽咽起来。 她1933年3月出生于上海，当日本兵打到上海来时，做小生意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到苏州乡下老家太平桥镇。安顿下来后，父亲将平日里积攒起来的钱，赎回之前祖父的田，有七亩多，倒也够一大家子的口粮。张水美排行第三，其时父亲将她与姐姐都许配给了当地农民。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张水美到北京远房亲戚家当保姆，几年后亲戚便介绍她去工作。几经周折，她于1957年初进了当时外交部机械厂当机工，虽没正式上过学，但她人很聪明，迅速成为一名技术熟练的机工。而早在她来头一年，李榕生也自北京对外经贸学院外国语言系俄语专业毕业，分配到外交部当专职翻译。李榕生是广西藤县人，也是穷人家出身，当他在同事家里看到水美的相片时，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质朴又灵慧的姑娘，便央求同事当介绍人。李榕生其实还比水美小一岁，但他就是喜欢她的清纯上进，水美自然也喜欢这个纯朴有学问的大学生，两人于1960年结婚了。 没多久，中央机关于1961年年初抽调万名干部到农业**线，李榕生也在被抽调之列，与几十名同事一起来到了湖南浏阳淳口镇。两年后，原本应该回原机关的几十名干部，却被要求填写重新分配的志愿，李榕生被莫名其妙地分到了郑州。无法回北京，也无法到苏州，在此陌生之地待了没多久，他干脆又回到了浏阳，到浏阳一中当了一名外语教师，从此扎根浏阳一辈子。 就在丈夫远赴浏阳后不久，水美发现自己怀孕了，预产期在当年8月初。水美身子弱，当时食物匮乏，更别说营养品了。好在预产期前，丈夫回来了，还带回了他节省下来的一斤猪油。一周后，儿子降生了，总算能陪妻子坐月子。可儿子56天时，水美就得上班，丈夫也回浏阳了。当时她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没什么东西吃，她竟喝酱油水、吃冬瓜发奶。到后来，她瘦，儿子也瘦，丈夫回来探亲时看了心痛不已。 如此几年的分居两地，使得夫妻俩疲惫不堪。几年后，几经思索，水美干脆辞掉北京的工作，带着儿子来到了浏阳。再苦再累，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