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书系美国式幸福/新政治经济学书系

　　《美国式幸福》：　　如果因为这些我被称为“保守派”，我想，我接受。　　渐渐地，我把职业生涯的探索转向这些不断前进的“保守主义”理想。我一边教音乐一边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继而获得公共政策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的10年时间里，我教授经济学和社会企业家精神两门课程，大部分时间在雪城大学。（在学术界，与一些读者的想象相反，我从来没有因为我保守主义的观点而受到同事的责难。我的同事对我都非常友善和尊重。）　　在雪城大学我一个学期教一个或两个班，其余时间用来做研究。我的研究很有趣，但有些还是挺深奥的。我有一篇名为“遗传算法与公共经济学”的文章刊登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上，还有一本没有进入畅销书榜单的书，书名是《附加价值评估和网络艺术品拍卖赢家的诅咒》。　　但是我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两点：慈善和幸福，这两点几乎每个人都关心。从两者的事例中，我发现这两点与政治思想有着惊人的联系。首先，我发现，保守派在纠正收入差异之后甚至比自由派更关注慈善事业。这种收入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守派中有宗教信仰的比自由派更多，但它仍然让我吃惊。其次，我发现我报告中的调查数据表明：平均而言，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幸福。　　这一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保守派比自由派有幸福优势的说法被证明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公众心目中保守派的形象就是一群铁石心肠的、藐视任何事情的、矫情的严格执行纪律者。这不是我想得到的结果，但数据违背了我的期望。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不只是一个幸福的学生，我尽我*大的努力去走我自己的路。每年我生日的那天我都会回顾检视我的生活，畅想我追求幸福的下一个10年。40岁的时候，我不能否认的是大多数事情都趋于完美：我有幸福的婚姻，三个孩子，还有我所推崇的学术工作。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有遗憾的，那就是幸福的我并没能更好地影响别人。我仍然记得《国家地理》杂志上的那个小男孩，我也见到过美国国内那些生活中缺少自由企业制度的穷人。我想知道我该怎样用我所学的知识和热情来帮助他们。我意识到我自己对幸福的追求要求我必须加入到这场为更多的人追求幸福的斗争中来。　　所以我为自己定下目标：到50岁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那里是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的*高殿堂。美国企业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智囊团成立于1938年，网罗了一批美国*专业的学者为国家的政策制定出谋划策。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智囊实验室都是些疯狂的公共政策专家，这个画面会多么令人抓狂。如果我真想做一些帮助别人的工作，我想那绝对是我实现理想的地方。　　事实表明，我不得不等到44岁才完成我的目标，在证明了自由企业制度几乎可以使一切都成为可能之后，我这个大学辍学生、自由音乐家在2009年1月就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第十一任所长，比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就职典礼早了三个星期。　　就在几个月前，经济的几近崩溃让美国陷入经济紊乱，并使贫困、社会流动性、经济不平等的增长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问题。这也引发了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广泛谴责。一场民粹主义①运动崛起，运动要求更大的经济调控，更高的税收，更多的再分配支出——而所有这些要求都是我们保守派所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