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战略下体育单项协会改革发展研究

　　《“健康中国”战略下体育单项协会改革发展研究》：　　（三）体育社团的发展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早在清末，我国各地出现了“自治风潮”，地方精英利用地方自治所赋予的合法地位，获得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以一批绅士为中心的社团组织在中国出现，主要以商会为主体。商会社团对传统社会的国家集权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此拉开序幕。　　近代社会中*具有影响力就是商会，商会这一新式的社团组织改变了以往中国以个人或行帮割裂分散的落后社会。省商会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国家以外“公民社会”的实践尝试，明显地拓展了非官方的独立社会活动领域，使许多新型的民间体育社团开始以合法的形式出现，参与到社会中，地方自治也逐渐兴起，从而扩展了独立的体育社会活动区域。19世纪末，融合了欧洲体操和英国户外运动的现代体育运动借助奥运会传向了世界。中国本是远离西方文明的国家，在欧洲列强用武力征战的过程中，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国门的同时，作为“副产品”的体育也随之传播到了中国。现代体育传人中国初期，其价值观、形式、内容与中国传统体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引入的新体育文化与原有传统体育文化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注定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准确判断出它在中国社会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当时，尽管结社活动在中国社会较为普遍，但以现代体育为名的结社却如凤毛麟角。传统体育以它特有的价值和魅力占据了社团这一领域的绝大部分空间，尤其是传统武术结社普及，武士会、精武会、国术馆比比皆是，仅上海就有精武会、中华武术会、忠义拳术社、得胜武术社等不计其数的社团。习武之风因结社盛起，又进一步促进了武术结社运动的兴盛，直至现代，中国地方性武术结社仍经久不衰。留学归国的有志之士不留余力把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介绍到中国的同时，也为现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铺路搭桥。西方的传教士以“神圣”的天职思想，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对学生“言传身教”，以学生亲身参加体育活动的成果，不断向中国社会证明其意义和价值，并逐步渗透于社会，促使中国学校首先设置了体操科，后来称为体育课，现代体育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1910年旧中国组织召开了**届全运会，体操、田径、游泳、篮球等现代体育项目**次以竞赛的方式呈现在国人面前。　　之后，现代体育逐渐由学校推向社会，被大众认识和接受。群众性体育社团的数量也随着体育在中国的普及而增加，1924年中国**个全国性体育社团——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各地方体育社团已忙于挂牌，1915年至1919年间，上海、广东、四川、南京等大城市成立的体育社团就有12个。由于1915年第二届、1921年第五届和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国上海举行，群众对体育的认知度进一步提高，体育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其中包括体育社团的发展，无论是社团的管理，还是社团的数量，上海均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为地方体育社团的建立和运作起到一定的示范带头作用。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结社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较为普遍，大城市体育社团数量迅速增加，这种现象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并加强了对社团的监管，颁布了有关法令，规范了社团的组建。1932年10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修止民众团体组织方案》。这一方案首次以法规形式，规定了各种社团成立的程序和遵守的原则，明确了社团必须经过中央的核准，须遵守所规定的原则和登记程序，并强调民间团体组织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和中央的统一管理。方案的颁布使体育社团的建立和管理有了基本的依据。20世纪40年代，体育社团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在国内国外体育赛事的组织、经费的筹措等方面显示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组团参加194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四届奥运会，就是由民间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筹备经费、组织选拔运动员并带队赴外参加比赛的。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体育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茶，体育社团组织大量涌现，一批有影响的体育社团，如列宁体育会、延安体育会、赤色体育会、延安新体育学会积极、有效地组织了各种活动。中国共产党也颁发了相关社团管理的法规，如1942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以及《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登记办法》，在纲要中明确规定了民众团体的建立要遵循自愿原则、经费自愿原则、公益原则和登记原则等四项基本原则。《纲要》和《办法》是当时革命根据地民众结社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