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精论

　　《民商法精论》： 　　一、人格权制度独立成编是丰富与完善民法典体系的需要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科学的民法典体系并非一蹴而就，朝夕之间形成的，而需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早在罗马法时代，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书中就提出一种民法典的编纂体例，该体例将罗马市民法划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部分，该体系为优帝编纂罗马法大全时所采用，后人将其称为“罗马式”。至《法国民法典》编纂时，虽然罗马式的体例被完全采纳，但是立法者将诉讼法从民法典中分离出去，保留了人法和物法的结构，同时将物法进一步分为财产法与财产权的取得方法。在19世纪末，经过了数十年的法典论战，《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采纳了由潘德克顿学派所提出的民法典体系，该体系将民法典分为：总则、物权、债权、亲属及继承五编，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五编制的“德国式”模式。日本在继受德国模式时改变了债权法和物权法的顺序，但是基本采纳了五编制的模式。而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荷兰民法典》在体例上又有重大的改变，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将法国法模式和德国法模式结合起来，同时又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经验，创建了民法典的八编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典在债权和物权之上设立了财产权总则，并改造了德国法的总则模式。该法典在颁布之后，得到了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民法学者的广泛好评。1994年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在体系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例如将债法划分为两编加以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分别规定债的一般规定与合同的一般规定，并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客体部分规定了知识产权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体系并非先验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体系。 　　应当承认，中国自清末变法以来，基本上被纳入了大陆法的体系，在近代中国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学说中也大量吸收了大陆法尤其是德国法的概念与制度。对此旧中国民法学家梅仲协先生曾精辟地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一二。”①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民事立法的内容来看，我国立法确实大量借鉴了德国法的经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21世纪制定民法典时还需要僵化到一成不变地继承《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呢？结合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的地位，不少学者认为，既然人格权制度在德国模式中并没有其独立的地位，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缺乏先例，无异于标新立异。笔者不敢苟同此种观点。 　　诚然，我们在制定民法典的时候，应当注重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的经验，但是借鉴并非意味着照搬照抄。如前所述，民法典的体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它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一百多年前德国注释法学派所形成的《德国民法典》体系是符合当时德国社会经济需要的，但是它并不完全符合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需要，如果无视我国现实情况而仍然延续《德国民法典》的结构，则无异于削足适履。如果这样，民法的发展又从何谈起？诚然，制定民法典肯定要借鉴外国立法的先进经验，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完全照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正如哈佛大学著名比较法学家阿瑟·冯·梅伦（Arthurvon Mehren）所言，《德国民法典》的历史功绩是卓越的，但现在看来缺少时代感。从萨维尼到今天，纵跨百年，沧桑巨变。完全照搬一百多年前的民法体系，甚至将该体系作为一个终极模式，不进行任何改变，显然是不科学的。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一百多年来社会的发展对法律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文精神和人权保护也应在民法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而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正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符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