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社会丛书晋祠稻米: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晋祠稻米：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田野·社会丛书》：　　晋水《河册》既是渠域用水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管理与维护。如《晋祠总河河册》‘规定：“南河自郭家磨后（磨之北也）分为上下二渠，十三日一轮，周而复始。自惊蛰日起上渠分水四程，索村使水两程。下渠分水九程、王郭村使水五程半，张村使水三程半。下渠水从总河渠长所管之地界经过，因此先灌。是以有例无程，既不出夫，亦不纳粮。同引河水灌田，靛地时时用水，稻田长流细水，惟白地用水开一口，以闭众口，自奉圣寺前口南至遨河子，皆晋祠镇所管之田，总河地挨南则人王郭村界矣，再南则为张村。每年挑河在官公桥（即翠波桥）用木板闸首堰，不动斗口。南在祠垣外掩二堰挑浚，七日放水。七日之中昼则决水挑河，哺时放二堰水以灌稻田，名日游程。”②　　《河册》是渠长水甲处理晋水日常水利事务的主要依据，但其作用的发挥则依赖于渠长的个人品质。“地多者充渠长；次者充水甲”的规定，使晋水水权长期被有权有势的渠长、水甲所把持。渠甲恃强凌弱、“贿以金钱酒食者予灌，否辄率众凶殴，人莫敢争”③等卖水渔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加之传统灌渠渠系紊乱，土渠渗水严重，使泉水利用率低，甚至给下游造成水患。孙家沟是北河水流必经之地，“其处西昂东低，水至而为渊，深阔皆四五丈。西岸为土岩，东则沙土为堤，延袤数十丈，高可五六丈，自东视之，俨若悬壁。堤厚根可三四丈，梢河j三四尺，宽处不过一庹，*易溃决。”凡是北河村庄，莫不受其害。为此，每年夏秋两季“北河之人昼夜看守不敢少离堤旁，修建茅庵，守堤数人终岁在内，严加提防。其经费皆出于农。若在夏秋天或霖雨，南北大寺、东庄等村恐有水患，遂起夫百十余名至堤看守，光绪二十三年，如是者一月”④。　　1949年4月，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晋水流域也随之废除了当地世袭的渠长、水甲把头制，由当地政府推荐灌区范围内精明强干的村干部18名，成立晋祠水利管理小组。以18村代表轮流监督的制度替代旧时的“竖放水巡牌制”，彻底改变“村本位主义、个人自私以邻为壑、嫁祸于人、大村欺压小村、上村卡制下村的把持作风”①，建立合理用水、水尽其用的民主管理制度。晋祠水利管理小组成立后，一方面通过疏浚水渠、整修渠道等措施逐步修复损坏的水利设施，恢复其灌溉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开挖新渠，安装新水车，提高晋水的灌溉能力，如在古城营建三道支渠，推广新式水车49架②。在对晋祠泉水的分配使用上，水利管理小组基本上是照旧例执行，沿用按村死程期轮灌制，每个程期12天左右，周而复始进行灌溉。在土地用水方面，仍沿用村村拦河打堰、逼水行浇的取水方式。由于土地畦块分散，田面不平整，缺畦少堰以及大水漫灌，亩次灌溉用水量高达112rr13③，这样既浪费水量，又加重了土地盐碱化。加之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各村庄中仍坚守“水从村前过，不浇意不过”的旧传统，不按照作物需水量进行灌溉，不遵守用水秩序、不按时接放水、浇多报少、偷水抢水等现象时有发生，农业产量没有保证，而村与村之间也互相猜疑提防，难以团结用水，限制了灌溉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水利工作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工作方针，其宏观层面展开的任务是：防治水害，兴修水利。重点是防洪排涝，整治河道，恢复灌区。1950年3月，政务院在颁布的《一九五零年水利春修工程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所有地区的领导机关，必须把水利建设视为中心工作之一。”④具体在微观的乡村层面，乡村水利问题不仅是一个关系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方面，而且是影响到整个农村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作为地方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晋水流域“四河”灌溉管理制度的重新构建，对于稳定当地社会秩序和地方工农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