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出版社千古文人侠客梦(增订本)

我读武侠小说起步很晚。前几年武侠小说走红，小书摊上随处可 见金庸等人作品，我却一直没有认真翻阅。倒不是故示清高，不屑一顾，而是没读出门道来。明知武侠小说的流行，是1980年代中国重要 的文化现象，值得认真研究，可就是打不起精神。在小说史研究中，阅读了一些清代的侠义小说和二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也没引起特别的兴趣。每当友人眉飞色舞地谈论某部精彩的武侠小说或某位武功超群的大侠时，总有一种茫然的感觉，不知道是别人疯了还是我读书读歪了。 去年夏秋之际，镇日无事，随意翻阅了好些金庸等人作品，或许 是因为心境不同，居然慢慢品出点味道来。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现 有的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色彩很浓的通俗小说，没必要故作惊人之论，把它说得比高雅小说还高雅。只不过对于关心当代中国文化的人来说，武侠小说确实值得一读，因为“不看不知道，武侠真奇妙”。清末文人孙宝瑄在其《忘山庐日记》中称：“以新眼读旧书，旧书 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我以为，这比林语堂自称 的专读极上流书和极下流书好。因为后者心目中早有上下等级之分，不若前者强调接受者主体意识的作用。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在各文化层次的读者中广泛流传，除了其自身力图融会（或称迎合）各种文化心理，因而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外，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读者的期待视野。有人读出了刀光剑影，有人读出了谋篇布局，有人读出了人生感悟，有人读出了哲学意蕴。很可能每个人都像瞎子摸象，可各取所需式的阅读，已经足以使他们流连忘返，批评家有什么理由嘲弄这种不无好处的“误读”呢？在大学生看来，很可能金庸的武侠小说、崔健的流行歌曲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都是直面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表现方式，正好契合其孤独而高傲的心境。同样，欣赏不等于价值判断上不分高低，这里阅读者的选择和重构是至关重要的。与其人为地为文学作品划分等级，不如切实考虑在特定生存状态下的读者对作品的释读。文学批评中有句老话叫“知人论世”，也就是说，论其世，才能知其人其文。接受美学有条重要原则叫“视野融合”，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学本文相融合时，才谈得上理解接受；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时而异，故讨论作品的接受就不能不牵涉时世变迁。不单是作家的创作、读者的阅读，而且学者治学，都源于其对特定生存状态的反思。 这话说来有点学究味道，可在我却是切身体会。几年前著文谈论1940年代文学，对钱锺书《围城》、杨绛《风絮》、师陀《无望村馆主》等作品中的宿命感颇有微词，称其“既超越浪漫主义的天真梦幻，又不能投身现实斗争，意识到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把一种茫然若失的心理哲理化，变成无可奈何的宿命感”（《在东西方 文化碰撞中》第 226 页），事后虽也觉得持论过苛，却以为那只是批评 尺度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也“意识到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少年时代“不畏天命”的勇气丧失殆尽，不由自主地萌生 一种“宿命”的感觉 —— 或许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和自慰，不过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发“扼住命运的咽喉”之类的狂论。敬天命与尽人事表面上看有点矛盾，其实不然。对“天命”某种 程度上的理解和敬畏，可以抑制过分膨胀的“自我”，减少盲目的冲撞，顺应生命的自然进程。这里面可能有点阿Q的影子，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时时处处与命运抗争，不折则弯。任何人都只能在很小 范围内把握自己的命运，所谓“人定胜天”“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类的格言，有时候真害人。承认有所不能，愿意有所不为，然后在可能的范围内“尽人事”，或许是明智的。这么说来，人类的处境并不怎么乐观。 也正因为人类无法为所欲为，时时受到命运的钳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渺小，才会产生一种被拯救的欲望。神也罢，佛也罢，上帝也罢，真主也罢，都是人类被拯救愿望的客体化。无所不能的神灵未免过于虚幻，打抱不平的侠客更切近人世间。照司马迁的说法，有道 仁人尚且遭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因此，不妨将“缓急， 人之所时有也”（《史记·游侠列传》）作为武侠小说流行*重要的心 理基础。现实生活中，“天下多有不平事，世上难遇有心人”；武侠小 说（戏曲、诗文）中，却多的是“拔剑谁无义，挥金却有仁”（汤显祖《紫钗记》）。批评此类作品“欲以这种不可能的幻想，来宽慰了自己 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郑振铎《论武侠小说》），似乎是建立在一种“反 抗必有希望”的充满乐观主义的假设上。我则以为任何形式的“胜利”， 都不可能根本改变“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这一局面，因而对“幻想” 对“宽慰”的需求便永无止境。期待大侠的拯救，固然不是什么光彩 的事情；若以为命运真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也显得过于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