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艺术作为游戏.象征和节庆

　　《哲学 美的现实性：艺术作为游戏、象征和节庆/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是，为艺术辩护的问题涉及一个不仅是当前的、而且是非常古老的课题。在我的学术生涯之初，1934年我发表了论文《柏拉图和诗人们》，就致力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事实上，这曾经是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和对知识的新要求；这种要求，苏格拉底学派曾提出过；就我们所知，正是在这种要求之下，艺术在欧洲历史上**次面临于证明自己合法的需要。在这里，首次变得十分明显的是，在造型的或叙述的形式中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被接受和解释的传统内容，这种内容的传达享有其所要求的真理权，这一点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年代久远的课题，每当针对在诗歌创作中或以造型艺术的语言继续显示着的传统形式提出一种新的真理权益时，这种课题总是随之出现。人们似乎想到古希腊罗马晚期的文化，这种文化因其反对为神造像而常受指责。那个时候，当墙壁被彩色的石块和玻璃拼嵌成的图案装饰一新之后，当时的造型艺术家们就抱怨说，他们的时代结束了。与此相类似的是，随着罗马帝国而落到晚期占希腊罗马头上的对言论自由和艺术创作自由的限制和禁止，对此，塔吉图斯（Tacitus）在他的著名的关于演说术没落的对话即《演说术的对话》中作过谴责。不过，人们也许首先想到——因此我们已经比*初可能意识到的更接近于我们今天——基督教对它所涉及的艺术传统的态度。在**个10世纪，特别是公元6、7世纪的基督教教派后来的发展中出现的圣像破坏运动被击败之后，有过一种特别的抉择。当时，教会为造型艺术家的表现形式、后来又为诗和叙述艺术的语言形式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赋予艺术以一种新的被确认的合法性。那种抉择在特定的范围内才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仅仅作为基督教布道的新内容，根据这种内容传统的语言形式可以重新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穷人不识字或不懂拉丁文，因此而不可能完全理解其布道所言的《贫民的圣经》——作为图解——曾经是欧洲艺术证明自己合法的权威性的主导思想之一。　　我们在自己的文化意识中生活，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抉择的成果；这就是说，靠伟大的欧洲艺术发展史，经过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和对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与文学的人文主义复兴，它发展了我们自我理解的相通内容的一种相同的表现形式——一直到18世纪之末，一直到随着社会结构变动和政治、宗教改革一起到来的19世纪。　　在奥地利和德国南部，人们不必多费口舌去说明古希腊罗马一基督教的内容的综合，这种综合在巴罗克艺术创作的巨大浪潮中已如此清晰地涌现在我们面前。当然，基督教艺术和基督教一古典的、基督教一人文主义的传统的这一历史时期也有争议，并且经受了一些变革，宗教改革的影响尤其与此相关。就这种宗教改革而言，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提到了中心位置：借助于教徒圣歌而具有的音乐形式，这种音乐形式从文字上赋予音乐的表现形式以新的生命——比如亨利希·许茨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并因此基督教音乐的全部伟大传统以一种新的方式得到继续，一种从罗马教堂的赞美诗、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从拉丁文的圣歌和格里高利审定的、被作为礼物献给伟大的罗马教皇的曲调的统一开始的未遭破坏的传统。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问题即为艺术辩护的问题获得了某种初步的解决方向。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我们可以利用前面对同类问题的思考所提供的帮助。尽管如此，似乎还不可否认在20世纪我们所经历着的艺术的新局面，这种新情况的确不得不被看作是对那种向来保持一致的传统的背弃，这种传统的*后一次大的余波出现在19世纪。当黑格尔这位思辨唯心主义的伟大导师在海德堡首次、然后又在柏林作美学讲演时，他讲演的主旨之一就是关于“艺术属于过去”的学说，如果人们回顾并且重新仔细研究黑格尔对问题的提法，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它竞预先表述了我们对艺术的特有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想作一个引论式的极简略的考察，以便我们看清动机的形成，为什么在研究的深入发展中我们必须回溯到主导的艺术概念的不言而喻性的背后，并且得以揭示人类学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艺术现象得以建立；我们必须从这种基础角度获得对艺术现象的新的权益证明。　　“艺术属于过去”，这是黑格尔的一个公式；用这个公式，他极其明确地表达了哲学的要求，即把我们对真理认识本身再变成我们认识的对象，去弄清楚我们对真的所知。哲学自古以来所提出的这一任务和要求，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当哲学把真理如同它在时间中以历史发展的方式显现那样，作为一种巨大的总和与成果包含在自身之中时，才能完成和满足。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哲学的要求恰恰就是并且主要是，把基督教布道的真理上升为概念。这甚至包括基督教学说中*神秘的东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秘密。对此，我个人认为，作为思维的挑战正如经常越出人类理解限度的希望那样，不断地活跃了欧洲人的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