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美)麦尔

第二章 叫我梅老师　　十年前，我作为一名“和平队”（Peace Corps） 的志愿者，**次来到中国。本来，我是希望能被派往拉丁美洲的，因为当时我在威斯康辛大学主修教育学，并准备拿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执教证书。工作日的上午，我在一所中学给九年级的孩子们当老师，接着则步履匆匆地走过麦迪逊 生产奥斯卡?梅尔烟熏火腿 的工厂，四十二个六年级孩子正等着和我共渡下午的一段上课时光。　　这些实习教职都是没有收入的，所以下课之后，我又兼职做起了特殊的接线员，充当需要打电话的听力障碍人士与电话接听人之间的桥梁。工作的时候，我戴一副耳机，面前摆着一台显示器，把电话接听人的话打成文字，同时把电话那头听力障碍人士的文字回答读给接听人。这场交流中没有标点符号，“qq”代表一个问号，“ga”代表“请讲”（go ahead），代表对方可以回话了。常会出现类似下面的句子：“萨拉你好，（语气愉快），今天能和我共进晚餐吗qq ga。”接线员们不过是一条条电话线，不能和通话双方发生直接的对话。我只是重复对方的句子，然后说“请讲”。这份偷窥狂们一定会梦寐以求的工作于我却是个无可奈何的累赘，我得一边上班，一边看我给学生们布置下去阅读的小说，要比他们的进度提前一章，一边还得不时停下来，将一个女人打出的字大声读给电话那头的男人听，有些内容让人很是尴尬，比如，“宝贝儿我丈夫走了我现在就想要你——请讲。”　　一个春日的早晨，九年级学生们去参加一个名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的集会，而我则直挺挺地躺在教室里冰凉的地板上。我的右眼失明了。“压力大而已，”校医院的护士下了简单的结论，并且不以为意地耸耸肩。我抬眼看看那沉重得仿佛快要掉下来的天花板，发现其中一块嵌板上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几个大字：“麦尔老师是个大笨蛋！”大厅的那头，响起一阵及时雨般的电话铃声。　　和平队给了三个去向让我选择：中国、蒙古和海参崴（Vladivostok） 。我不会说中文。我用不惯筷子。但中国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曾经走进学校里的一家旅行社，问去那里的机票多少钱一张。对方给出个“天文数字”，瞟了我一眼，好像在说：去挖点儿金子吧你。　　和平队在电话里告诉我，毕业三周以后就可以出发了。当天晚上会把各种表格快递给我。结果联邦快递不给送货上门，我辗转去机场才拿到那封邮件。打开硕大的信封，我仔仔细细地翻看每一份文件：《志愿者任务表》、各种体检合格证明、眼镜订购套装、《隐私法声明》以及签证申请，一切都真实可触，我真的要去中国了。去吧（go ahead），眼前的邮件仿佛在说，这两个字从未在我心里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鸣：去吧，去吧，去吧。　　那是1995年，中国当局对和平队的戒心很重，认为其带有某种政治目的。因此，我们这由十五个老师组成的队伍换了个新名字，“中美友好志愿者”。我的个人信息也被进行了一些“润色”。在中文里，我的姓Meyer读起来音同“卖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贫穷父母在集市上叫卖儿子的凄凉画面。在接受和平队培训期间，我的**位中文老师在看见我名字之后低声轻笑，给了我一个中文名字“梅英东”。我用这个名字向中国人介绍自己时，他们总会一阵窃笑。每当这时我就觉得，还是“卖儿”比较好。　　和平队来到中国西南的四川省。我被派去的城市名叫内江，位于大河沱江的一个拐弯处。这是个不怎么发达和活泛的小城镇，以甘蔗的出产和海洛因的交易而著名。当地一个专爱揭露丑闻的作家在一本名为《天府之国魔与道》 的著作中，对内江的毒品交易有过描述。　　我在这个地方呆了两年，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培训英语教师。这所学校位于县城外一座悬崖上，需要搭船前往，船上常常人满为患，乘客、蔬菜以及牲畜共同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每天早上，我的“闹钟”就是窗外刺耳的猪叫。没有手机电话，更无网可上，要和家里联系了，就用学校里提供的半透明纸，写封家书，放进信封，用鱼胶粘上邮票，再寄出去。校园窄窄的主路总是泥泞不堪，旁边有一家餐馆，地面是泥巴铺的，我就在那里解决一日三餐。*忙的时候，我一周上八小时的课，向那些二十出头，仿佛拥有无尽活力和智慧的学生们传授知识。日常生活就是打篮球、读小说和学中文。每月领八百块钱工资的我能生活得不错，这里除了当地特色的辣菜和“五星”啤酒之外，也没什么好买的。我从来不需要急匆匆地去做任何事情，因为没什么压力和必要。手表从我手腕上消失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以及学校的开学放假，就足以说明时间的变换了。　　1997年，我作为一名“中美友好志愿者”的服务期已满，就来到北京，继续教英语。在“乡下”呆了整整两年之后，北京于我，简直就是个国际大都市。当时，这座城市也和其它中国城市完全不同。在这里，市中心并不是一条条空荡荡没有人情味的宽阔林荫大道和千篇一律的公寓与写字楼，而是一汪汪相连的湖水，周围修着各式各样看上去十分亲切的建筑，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胡同。一条胡同的宽度一般和两边四合院院墙的高度一致。四川有着起伏的丘陵，其间间插着农田和开阔地，天空中总是飘着阴云，一年到头难见阳光。而北京则处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头顶的天空总是清澈而高远，这里的气候总让我想起自己的故乡明尼苏达。我还在这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我对北京的感觉，一个词就可以概括，那就是：一见钟情。　　世间的城市对我的吸引力，就好像高山之于登山队员。然而，从小的经历也让我对城市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我母亲童年时居住的底特律，曾经繁荣辉煌，现在则成为一座工业“废城”，贫富阶层分群而居。我父亲的故乡洛杉矶，一条条高速公路无情地取代了座座橘园，并且肆无忌惮地四处延伸。在我土生土长的明尼阿波利斯，人们竟然不得不在室内观看职业棒球大赛。我在那里的家位于城外一条偏僻得好似与世隔绝的泥路上，一排排榆树和桦树伸展着枝条立在两边。后院的栅栏只为美观而设，一片片玉米地绵延好几公顷。今天，那条路被铺上了砖，树木被修剪和砍伐，只为绿化某些公司的停车场而设。玉米地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别墅。一个教书匠微薄的薪水，是绝对买不起的。　　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甚至速度更快。每过几年我都会回到和平队生涯开始的内江，但*后一次去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转过头来，充满怀疑地说，“你确定在这里住过？你指的方向都让我迷路啦！”我什么都认不出来了。渡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桥；河岸的峭壁也通了一条条公路；职业技术学校也升级成了一所大学。我下了车，站在一片雾霾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响起，“梅教授？”原来是那时的邮递员。他领着我，沿着铺饰崭新的人行道，来到我过去住的那座外墙铺有白瓷砖的楼房。那是十年前盖的楼了，状况仍然不错。但已经被指定为需要拆除的房子，即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宾馆。过去的那个校园，那个我曾经渡过生命中两年快乐时光的校园，早已经消失了。　　不过，等我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再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变化时，也意识到这整体上是一件好事。我不是个刻意怀旧的人，明白不管看上去多美，也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贫穷当中。新校园有现代化的教室，宿舍里配有暖气，锻炼运动的场地也宽了许多，校园中的道路也铺了沥青，更加美观和安全。学校申请到一些请外教的资金，不再单纯依靠志愿者了。　　2001年，北京申奥的响亮口号中，**句就是“新北京”。但早在我1997年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美化和翻新运动就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条条的胡同逐渐被大型购物超市、高层公寓楼和宽阔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历史，留在老北京们心目中的地标正逐渐地消失着。可能你不久前还去吃过的老字号美味餐馆，逛过的热闹露天市场，甚至是造访过的温馨社区，在短短几周内就能面目全非，被夷为平地。这在北京已经是家常便饭。那些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们去了哪里呢？除了“反正不在这儿了，”没有人能给出别的答案。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新北京”一点儿也不陌生。这座城里的**家星巴克于1998年开张。九年后，城区大概有六十家咖啡馆，将近两百家麦当劳和规模不相上下的肯德基；数十家必胜客，还有一家猫头鹰餐厅 。每天城市的道路都在拓宽，上面行驶的私家车也以一天约一千辆的速度增长。一家北京报纸惊呼《自行车王国一去不返！》。在曾经荒凉的郊区，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而高尔夫球场（11座）和滑雪度假村（12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2003年，我在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教书。学校位于北京正在蓬勃发展的郊区。这片区域处处是奢华贵气，独门独院的别墅，因此被大家称为“别墅之乡”。我从市内乘车去上班的时候，总会经过一段布满购物中心的地带，还能看见一家达美乐披萨店。再有就是一些在建的房地产项目，豪华的大门上写着诸如“丽高王府”、“王朝花园”、“优胜美地”等富贵洋气的名字。我总是睡意朦胧地靠着校车窗户望出去，周围的学生们则在争论谁家的乡下保姆更蠢笨，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飘进我耳朵里。经过“美林香槟小镇”的建筑工地时，我的心情低落到极点。工地外的大广告牌上有几个丰满高大，面带微笑的白人，手捧香槟正在开怀畅饮。旁边有一行英文：“同来喝香槟圣饮，一切烦恼远离你。”我觉得牌子上那几个人真是面目可憎。在“别墅之乡”，一切的确看起来很遥远，特别是真正的北京城和那里的一切麻烦。正值“非典”肆虐，市民们几乎中止了所有的户外活动，只有建筑工地还照常开工。在从学校返回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时，校车会经过一座桥，桥上有个大大的电子计时牌，正为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做着以“秒”为单位的倒计时。有一天我看到上面的数字是165,456,718；第二天就变成了165,369,211。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