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三大家研究

　　《元嘉三大家研究》：　　一、家族文化　　刘宋时期家族文化的形成，还要追溯到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其基本特征是皇权与门阀士族共治天下。东晋的建立就是靠侨姓与吴姓的支持，尤其是侨姓士族中的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阳夏谢氏代表土族与司马氏共治天下，据《晋书》载：“（元）帝初渡江，威名未著，（王）敦与从弟（王）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日：‘王与马，共天下。”’①而吴姓士族中的朱、张、顾、陆四大姓，以及吴兴武康沈氏、会稽山阴孑L氏等也一跃成为著名的士族。虽然，东晋太元年间，孝武帝谋求振兴皇权，排挤当时的权臣谢安的势力出朝，随后又爆发了反对门阀士族的孙恩、卢循起义，对门阀士族有一定的打击，到东晋末年，门阀士族在政坛的影响已经逐渐减弱，但是，纵观东晋一百多年，无论是朝廷大臣，还是地方都督刺史，无论清职文官，还是军职武官，绝大部分由士族弟子掌握，士族在东晋社会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到刘宋初期，宋武帝为了巩固皇权，安排宗室弟子担任重要州郡的刺史或都督，并且降低士族子弟的封爵，以此遏制士族子弟对皇权的威胁，这样高门士族如陈郡谢氏、琅琊王氏等，在政治和军事上失去了往日的优势。一个家族从兴旺发达到逐渐衰弱的整个过程，往往以家族为依托，考虑政治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来维护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其特点是：　　其一，依附交结权贵。刘宋时期，高门士族面对日益衰落的处境，不得不放下架子依附交结权要，以维护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谢世家族中谢混、谢灵运投靠刘毅，谢晦辅佐刘裕，谢曜、谢弘微、谢瞻在朝廷任职，虽然他们各为其主，但心中只装着家族的利益。琅琊王氏家族的王韶之，东海徐氏的徐佩之与当时的中书舍人刑安泰交往甚笃②。士族出生的沈勃和张澹等人在阮佃夫执掌权柄时，经常出入于阮佃夫的家中，彼此交往深厚@。此外，像王、谢等高门士族，在进入刘宋以后还通过和皇室通婚来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其二，炫耀门第风流。进入刘宋时期，高门士族虽然屈从于政治形势的急转变化，不得不攀附皇室，交结权要，但是他们也仍然以门户标榜，据《南史》记载，王球拒绝宋文帝命其与徐爰相交往的诏令时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①而沈约在《宋书》中说：“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宋左丞江奥在谈到同伍犯法，士人应否连坐问题时说：“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为了维持门第的高贵表明家世的优越，士族总是排抑寒人，轻视庶族。与此同时，仕宦也分为两途：清流与寒官各不相人。士族子弟往往钟情于清流之职，诸如秘书、著作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东宫与王国的属官；而凡属于边郡长令、宪台等职士族子弟决不愿意充任。谢灵运作为土族子弟就曾经担任过秘书监、著作郎、黄门侍郎等清职。此外，士族子弟也以博学为尚，也显示其高贵和放达。沈约在《宋书》中对刘宋时期的士人如：傅亮、谢晦、范泰、王微、谢灵运、王僧达、范哗、谢庄、袁淑等，都用“博学”“博览”“博涉”等字眼来评价他们博学多通的学习风尚，基于这种良好的学养，刘宋士人修史和编撰之风大兴，范晔《后汉书》、何法盛《晋中兴书》、谢灵运《晋书>徐广《晋纪》、徐爰《宋书》、王韶之《晋纪》以及谢灵运编撰的《四部目录》等都是博学之风结的累累果实。其三，不同的家学传统也是元嘉家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琅琊王氏精于书法，吴兴丘氏博通文史，戴颞一家擅长音乐，陈郡谢氏、吴郡陆氏、汝南周氏都以优良的文学传统著称。以陈郡谢氏为例，谢安位及三公时曾有“东山之游”，谢安及其子侄尽享宴集之乐；隆安四年（400）到元兴三年（404）之间，包括谢混、谢灵运、谢瞻、谢曜、谢弘微等谢氏子弟曾有过“乌衣之游”，以“文义赏会”培养谢氏子弟的文学才能；而以谢安为中心的家族内部的文学活动更是家族文学教育的范例。从三大家受元嘉家族文化影响的情况来看，谢灵运无疑深受来自谢氏家族的影响*大（详见**编第二章），由于非高门士族出身，颜延之和鲍照受这种家族文化影响相对要小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