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串联生活

　　进了北京　　从沈阳到北京的铁路，老话说是“里七外八”，意思是关内七百华里关外八百华里，共计一千五百里，合七百五十公里。蒸汽火车时速六十公里，一般情况十几个钟头即可跑完全程。但我们这一趟磨磨蹭蹭，走走停停，竟然用了三十多个小时。这条民国初年全线通车的铁路，原先叫京奉路、北宁路，现在叫京沈线，铮亮的铁轨跑过张大帅的兵、日本人的兵、国民党的兵、共产党的兵，现在轰隆隆的，又跑着红卫兵，哪一个兵也没有红卫兵这样的姿势。山川平原，田垄电杆，见怪不怪，默不做声。火车上的年轻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一个个小脸蜡黄，半睡半醒。天安门的欢乐海洋中，那些牛皮哄哄的男女小将，原来要经历如此狼狈的阶段，才有可能抵达光辉的所在。　　第二天深夜，或者是第三天凌晨，总算，谢天谢地谢革命，我们进了北京。　　这是我生平**次进京。　　原以为火车能停在著名的北京站，七年前刚刚落成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宫殿一般，整点敲钟唱东方红。没猜对，停的是永定门火车站，没听说。那也长出一口气，高兴。　　被一节节车厢压缩成一坨坨长方形肉类的小将，此刻纷纷拆卸为单个人身，挣出门窗，排着长队到先农坛体育场集合。　　体育场亮如白昼，场地上停着几十辆大客车，周围有四只高高的，比沈阳坦克塔还要高的巨大灯架，向场內放射出更加巨大的光芒。“更加巨大”似有语病，管它呢，非如此不足以形容当时我的观感。“***”不是也有语病吗，人民并不挑剔，照样用来表达热爱领袖的心情。如今一些宣判词，爱说某某人的贪腐数额“特别巨大”，法律上也这样行文了。　　北京到底是北京。　　北京一定有更多、更奇异的**次，等待我们去激动。　　可是，恐惧和紧张并不会轻易消失，马上，立刻，进京人员就要接受检查。刺目的强光从四个灯架往场内猛射，犹如亿万人民的雪亮眼睛。　　冒充沈阳23中革命学生的四个“黑帮子女”，排在队伍里，一步一步向前移动。　　我哥刘阿音兼刘卫东，走在*前面，一手拎着旅行袋，一手捏着介绍信。　　心怀鬼胎的刘齐第二。　　东张西望的刘维莎第三。　　梳着抓抓辫儿、戴着白色赛璐珞近视镜的刘宁殿后。　　接待人员站在一张桌子后面，向我们前面的人问着什么。　　我张大嘴，使劲喘气，昨天刚进沈阳站时，我也这样呼吸来着。我觉得自己是在经过一道道封锁线，我没敢想这是敌人的封锁线，也没敢想这是革命的封锁线，想的就是封锁线，纯粹的封锁线。但封锁线这种概念本身就有毛病，就不该出现在脑海中。封锁谁？谁封锁？难怪红卫兵对你专政，这么专政你还乱想，你到底要干什么？　　接待人员从刘卫东手中接过介绍信，目光就要扫来的一霎那，我的心脏剧烈跳动，猛然蹲下身，假装系鞋带，双手在脚面乱颤。我承认，我这是极端自私的懦弱行为，迹近叛变组织、出卖同志。因为我这一蹲，就把不够串联资格的小学生刘维莎，直接放到险境之中。　　可叹刘维莎哪里懂这些，仍旧四下看热闹。东北话管这个叫“卖呆”，别的她也卖不了，只能卖“呆”。紧要关头，只见刘宁的腿脚快速移动，将少不更事的妹妹挡在身后。　　马上我就后悔了，因为刘宁挡不挡维莎，我蹲不蹲，一概无碍大局，接待人员连问都没问，而只是草草看了看那张介绍信，手一挥，放行了。串联学生比树叶还多，哪个有耐心细查？　　兴奋啊，如释重负啊，北京，你博大的胸怀，一颗纽扣也不系，就这么向我们敞开了。我体验到一种“逃出来了”的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或者叫自由，身体的自由，心灵的自由。自由是多么的美好，哪怕只是自由一小段时光，哪怕自由过后，仍然回到不自由的状态，但是毕竟尝到了自由，有了可供回味，值得追求的资本。　　还有些惋惜，刘卫东的那张介绍信，白白机智勇敢了一场，接待人员啊，你咋不好好看看，那上面都是智慧啊。　　过了“封锁线”，另一个接待人员随机“扒大堆”，连连吆喝：你，你，你们这一拨儿，往那边去，上那个车，不对，不是红车，是绿车。　　人们乖乖登上大客车，用的是门，不是窗。外地小将初来乍到，即使再有闯劲，毕竟对圣地般的首都怀有一份敬畏，其中还夹着生理上的疲倦和饥渴。　　不料引擎刚一启动，我们那辆车就变了样，人们，都是些孩子，一反长途跋涉的困顿，马上活跃起来。有几个人高呼：我们要去天安门！我们要去天安门！很快，大家都跟着喊起来，喊得很有节奏，七字一句，二二三结构，想没节奏也难。　　司机善解人意，也做得了主，只用不大一会儿功夫，便叫人们遂了心愿，看到了天安门。汽车随即挂了抵挡，慢慢开，为的是让大家多瞅两眼。事后我查地图发现，我们从先农坛出发，向北，走的是天桥大街、前门大街，再向北，就是天安门广场，你喊也好，不喊也好，司机总归要往那里开。　　夜幕下的天安门自有一种特殊氛围，灯笼八盏，红旗八面，静静伴陪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那上面的色彩非常奇妙，既柔和又耀眼，既熟悉又新鲜。从前的做法是：五一、十一两个政治节日才插旗、张灯、挂像。文革改了规矩，天天都是如此，这就对了，符合经典著作精神。列宁有言：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文革这个盛大节日刚刚开始，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有人咳咳嗓子，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是当年*流行的歌曲，如果《东方红》排名**，排第二的没准就是它。多年后从酒桌上听说，这首歌的曲子竟是抄袭之作，是从《我为祖国献石油》那首歌上扒下来的。说者怕大家不信，把两首歌从嘴里“拎”出来，一句一句对着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锦绣河山美如画；　　万物生长靠太阳/祖国建设跨骏马；　　雨露滋润禾苗壮/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头戴铝盔走天涯。　　酒友们听了，一个劲叹息，都说太像了。话说回来，那晚在天安门，没有一个人知道其中奥秘，知道的也不会说。石油和舵手，哪个更重要？这首歌的影响太大，就算是抄袭的，先前那个歌，也得谦让一下。　　可是，当时在车上，有一件事比唱歌更迫切。　　起歌的人显然不了解大家的心思，清完嗓儿，唱了**句，停下来，指望众人跟他往下唱，众人并不唱，而是异口同声高呼：　　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这是一句妇孺皆知的口号，产生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初期的天安门广场。广场太大，排在后面比如纪念碑一带的人，根本看不着城门楼上的细节。古代画论管这个叫：远山无树，远水无波。靠前一点的还好，勉强可见一个个小小的人影，但也看不清眉眼。古人对此亦有说辞，叫做：远人无目。大家不满足，都想看个仔细，就你推我，我推你，齐心合力往前拥。负责警戒的军人哪里肯让，手挽手排成人墙，脚抵着地面，身子往后，拼命顶住人群。众小将不干了，凭什么呀？我们这是向毛主席靠拢，又不是干坏事，大家一急，急出了这个口号。　　“我们要见毛主席”，跟当时所说的时代*强音“毛主席万岁”相比，应该算是时代第二强音。有一次，在震耳欲聋的喊声中，毛主席他真就下了天安门，从中间那个门洞出来，一步步走上金水桥，径直坐在石头桥面上，屁股底下啥也没垫，近距离向人群招手。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说，毛主席这是跟红卫兵小将心连心。《人民日报》我看不到，但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电台里都播，大人小孩围着收音机，聆听北京传来的红色电波，已成国中时尚。　　大客车开到天安门前，左拐，沿着长安街行驶，口号声也随之左拐，一浪高过一浪，经过中南海时，分贝值达到顶峰。　　新华门的哨兵静默肃立，似向车内查看。　　满车小将血脉贲张，却无一人去想，此时夜色正浓，万众都歇着呢，万一惊醒了睡梦中的毛主席，以及尚有资格居住此间的其他领导，各位这是有益于革命呢，还是相反。就算毛主席喜欢白天睡觉，夜里上班，你们这一通喊叫，若是打断了老人家的思路，哪个有本事给他接上？　　再说难度也大，你们想见主席，谁不想见？去天安门司机能做主，这事做不了主，他只能给一脚油，拉着大家向西行驶。　　街上没一个人，偶尔有类似的大巴迎面驶来，两车擦身而过，喇叭一鸣，气流一掠，长啸不已。　　灯光渐稀，街道渐窄，分配给我们的住地到了。　　这是一个名叫什坊院的地方，是一所简朴的小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