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秋我做主之最后的霸主-(全2册)

大风起于东南之末
对于今人而言，这是一个时间和地点均未能明确的场景。
大概在公元前12 世纪末的某一天，岐山脚下的某一处所，两名男子正偷偷摸摸地准备离开周部落去往远方。
这两名男子非盗徒，亦非越狱之囚犯。他们是两兄弟，哥哥名叫太伯，弟弟名叫仲雍。他们的父亲，乃周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史称周太王是也。
在《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中，古公亶父是周部落兴旺发达的关键人物，他“复修后稷、公刘（此皆周人祖先）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除了为政修明，古公亶父对待婚姻爱情的观念也令人眼前一亮。根据孟子老先生的记载，古公亶父专爱妃子太姜，不娶其他妻妾，故而“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这一点在威权统治和生殖崇拜的奴隶社会极为罕见，后代社会要效仿古之贤良，不妨从这方面做起。
太姜为古公亶父生育的第三个儿子，名叫季历。
季历辅佐古公亶父治理部落时，有贤德的令名。他的儿子昌则更胜一筹，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圣明之兆，以至于古公亶父当着族人的面儿发出了“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的感叹。
用“昌”来称呼昌（是不是很贫嘴），或许大家会陷入认知的黑障，一时半会儿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谁。如果把昌流传于世的名字亮出来，也许大家的感觉会有所改观。
昌，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俗称姬昌。这下看起来顺眼多了，对不？
当然，季历和昌的出息并非本节叙述的重点。我们要关注的，是太伯和仲雍听完父亲那句缺心眼儿的感叹后，所做出的应对措施。
大家都知道，周人的继承法则讲究有嫡不传庶，嫡子里面又分先长后幼。异日古公亶父双腿一伸，太伯享有*优先继承权。
而一旦太伯继位，周部落的下一任首领将是太伯的嫡长子，继而是嫡长子的嫡长子，如此循环不绝。
除非太伯无后，仲雍才有机会从太伯手中接掌部落首领之位。接下来又是嫡长子传嫡长子的无限循环。
除非仲雍也无后，才能轮到季历上。
这也就是说，季历理论上拥有继承权；但这种概率非常小，小到趋近于零。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连季历都几乎不能指望继位，昌继位就更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了。古公亶父关于昌有朝一日将带领周部落走向新时代的预言，凭什么实现？
实现的办法不是没有，只要季历超越两位兄长拿到继承权，往后的事就水到渠成了。
可是，问题到这一步依然没有彻底解决。
要废止太伯和仲雍的优先继承权，除非两兄弟接连暴毙，又或者双双犯下重罪。否则，以古公亶父那受人称颂的品德，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好的理由来改变祖制，继而特命简拔季历为周世子。
不过，海棠虽然长得帅，光鲜的表面下其实就是凡夫俗子一枚，被古公亶父的家务事难住倒也稀松平常，这并不代表这世界上就没有其他玲珑剔透的人可以为古公亶父排遣忧愁。例如，太伯和仲雍就有好办法。
他俩情知父亲有意传位于季历却又受制于礼法而无法遂愿，生怕父亲为难，就私下里计议，决定离家出走，远远地躲起来，造成古公亶父非季历不能传位的事实。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本节开头出现的兄弟出走那一幕。
太伯和仲雍这一走，乖乖不得了，竟然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的东南。具体位置在今天长江下游以南、钱塘江以北、太湖以东的区域。
当时，太湖周边还是一片蛮荒之地，中原文明的光辉远未泽被于此。
兄弟俩就地落脚，结庐而居。为了坚定地确认自己无意继承父业的志向，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态文化圈，他俩特意在身上刺满花纹，并剪断头发a，饮食起居完全遵照土著居民的风俗而行。
土著居民对于太伯和仲雍这两个外来者，一方面被其尊重本地传统习俗的诚意打动，另一方面又惊艳于其掌握的先进文化技术，于是倾心拜服，“从而归之千余家”。
太伯以“勾吴”为号，被土人拥为吴太伯，这便是“吴”政权的发祥。
与此同时，周部落出于意识和技术上的原因，放弃了对太伯和仲雍的寻找，立季历为世子。
后来季历继位，史称周王季。昌再继位，史称周文王。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继位后，高举剪商大业，打下了周王朝绵亘八百年的江山。
吴太伯膝下无子，故死后由仲雍继位，史称吴仲雍。至吴仲雍的曾孙吴周章继位时，正值商灭而周立。
不久，一位镐京的特使跋山涉水寻访到了勾吴之所在。他的目的不是为周王室寻亲，而是探察中原的四隅，为新兴的周王朝分封诸侯、撒播势力、迅速巩固政权做准备。
特使与勾吴一番交涉后，得知眼前这个充满了浓郁蛮夷风味的部落原来传承自周太王之子太伯，当下又惊又喜。
因为，勾吴虽然已经基本演化成了蛮族，但它毕竟和周王室还是五服之内的亲戚，两者之间具备天然的信任基础，周王室反正要觅个合适的主镇守此地，勾吴不就是现成的候选对象吗？
于是，周王室正式册封吴周章为诸侯，承子爵，定国名为吴；另册封吴周章之弟虞仲于夏都故址，亦位列诸侯，承公爵，定国名为虞。
大家仔细观察“虞”的字体结构，是不是发现它和“吴”字有莫大的关联？事实上，春秋时代这两个字是互通的。所以，吴国当时又被称作虞国，而夏都故址的那个虞国当时又被称作北虞国。
虞国虽然距离王朝心脏部位的距离更近，享有的爵位更加尊荣，但它的福祉显然不如吴国绵长。
当吴周章的第十二世孙句卑执掌吴国时，有个叫晋献公的山西老男人，用一招“假虞灭虢”将虞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句卑的孙子乘继位后，吴国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快速发展壮大起来。
具体壮大到什么程度，我能且仅能举出一个事例说明，那就是乘称王，史称寿梦。原来诸侯称王这种无法无天的勾当，并非只有楚国干得出。
可是吴国称王的背景与楚国稍有差异。抛开恃强无恐和蛮性发作等共同因素不说，楚国历史上遭受了太多周王室施加的压迫，它称王在某种意义上是想表达对周王室的抗争；而吴国因为地缘隔绝，与周王室并无直接的利益冲突，它称王在某种意义上是想与楚国争衡。
没错，楚国和吴国，注定就是为了拼争而生的一对生死冤家。
而要弄清楚楚国和吴国这种拼争关系的由来，就不得不从两国的地理形势说起。
楚政权在长江流域的成长足迹，*早要追溯到长江中上游。
楚鬻熊被周王室始封于丹阳，在今湖北省西部的秭归县东。
后来楚国逐渐向东南方向扩张，兼并了鄂西的黎苗诸部，至熊渠时代，势力范围已达今鄂东与赣北一带。
公元前8 世纪末，熊通大刀阔斧地展开拓殖江汉的战争序幕，并悍然自立为王，史称楚武王。这是楚国称王之始。
楚武王之子楚文王迁都于郢，牢固控制了江汉地区。随后，楚文王秉承其父“观中国之政”的遗训，进一步向北发动武力扩张，兵锋扫过南阳盆地直抵中原枢纽的郑国，一跃成为中原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郑国耀武扬威的同时，楚国不可避免地触怒了北方强国。
于是我们接下来看到，齐桓公挟北方同盟之威与楚国签订召陵之盟，逼迫楚国保持名义上对周王室的臣服；而晋文公更是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城濮之战，一举将楚国击成重伤。
北上受阻使得楚国统治者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仅凭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蕴含的资源，楚国想要问鼎中原，还力有不逮；假如能够先整合长江流域的版图，再与黄河流域的政治势力对阵，那么成功的把握将会大幅度提升。
长江源远流长，楚国既不在头又不在尾，在整合长江流域这一战略目标的指引下，理论上存在着两个战术行进方向。
一是溯流而上，向西进攻巴国，进而控制整个四川盆地。
但这种战术选择实行的可能性很小。关键原因在于，要从湖北附近那块地进入四川，必须翻越鄂西川东的莽莽群山，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走陆路自不必说，诗仙李白留下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走水路也不讨巧，上游来水经由三峡奔腾而下，航船欲与流水逆向行驶，光考虑如何抵消江水那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就会让人产生想死的感觉。
因此，顺流而下，攻略江淮流域那些分散而弱小的蛮夷政权，是一个识时务并且非常诱人的选择。
一开始，楚国的进展很顺利，相继吞并了沿途的江( 今河南省息县西南)、六( 今安徽省六安市)、蓼( 今河南省固始县东) 及群舒( 今安徽省舒城县、桐城市一带)等小国和部族。
但是，行进的道路不可能永远是坦途。当楚国渗透到今安徽省与江苏省交界的地带时，一个强大且躁动的国家与它狭路相逢。
挑战者，或者说被挑战者的名字，叫作吴国。
实事求是地说，皖苏交界区域是东夷的世居之地，无论吴国西渐还是楚国东进，对于当地的东夷部族而言，本质上都是一种新兴国家的扩张行为。
但两个国家的扩张又有分明的区别，其中吴国的扩张显得温婉而舒缓，楚国的扩张则显得暴虐而急骤。
吴国与东夷部族同处长江下游，历时久远，其血缘交融、文化交流以及经济交通，均甚为密切。东夷对吴国的认同感较强。
而楚国来自长江中游，它闯入东夷部族的家园，是楚穆王以来数十年间之事，且过程中多有杀戮、劫掠和吞并，是一种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行为，自然容易激起东夷部族的憎恨与仇视。
故吴国在江淮流域中部与楚国作战，无异于东夷部族的守护者，在绝大多数场合能得到东夷部族的接纳与迎合，从而获取人和之便利。这个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深刻影响着吴楚间军事斗争的整体格局。
为了充分展示这种格局，我们不妨把散见于前文中的两国外交片段作一个概述，细细体会吴国从默默无闻到名震东南的成长史。
事情约莫要从公元前589 年说起。楚大夫屈巫为了将绝世美妇夏姬据为己有，不惜叛逃晋国。楚国令尹王子婴齐和司马王子侧假公济私，屠灭了屈巫留在国内的族人。
为了报复祖国，屈巫遂于公元前584 年（即吴王寿梦二年）代表晋国出使吴国，联吴以制楚。
屈巫教吴人乘车、御射、战阵等车战步战之法，又使其子屈狐庸留在吴国担任了外交官。
屈狐庸以美言重币，游说群舒、诸越、诸夷叛楚服吴。这些政治势力深受楚国攻伐之苦，亟待寻求安全庇护，于是渐渐向吴国靠拢。
同年，吴国以徐国归附楚国、阻碍吴国通晋之路为由，兴兵伐徐。当时楚国正用兵于郑，无暇救援，徐国不支，被迫请降。
吴国趁势进军，移徐国之兵攻打楚国在江淮流域的重要据点州来。
州来即今安徽省凤台县，是楚国在江淮流域的水陆交通枢纽，不容有失，故楚令尹王子婴齐仓促从郑国前线分兵往救。
结果，吴军赶在王子婴齐到达前将州来攻破；而留驻郑国的楚军因兵力骤减，被北方联军包围，损失亦极为惨重。
楚军在郑国的惨败，某种意义上放大了吴国在州来取胜的效应。中原诸侯不意自己数十年来抱团抵御的楚国，有朝一日竟然败于吴国之手，幸灾乐祸之余，不由得对吴国刮目相看；而东夷诸国，则在安全领域进一步加深了对吴国的依赖。吴国在州来一战成名后，被晋国视为围堵楚国的战略伙伴，因而受邀加入北方联盟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