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文心-民国文人绘画

林徽因：你是人间四月天 世人对于林徽因的了解，多来自于她传奇的情感经历，但是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不仅在艺术上有着广泛的涉猎和研究，而且在艺术设计和美术绘画上更是有着自己的追求。她擅长用画家的色彩、线条来创造作品的艺术美。那视觉的体验、光影的层次，使她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审美感染力。 一九○四年六月，林徽因出生于浙江杭州，随祖父母居住；五岁，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八岁，移居上海，入虹口爱国小学学习。一九一六年，因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子中学。一九二○年四月，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的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其间，她还结识了父亲的弟子、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九二一年，她随父亲回国，仍到培华女中续学。一九二三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主角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她流利的英语和俊秀的扮相，在文艺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四年六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国攻读建筑学；九月，一起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均从三年级课程读起。梁思成在美术学院的建筑系求学。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即注册在美术系，注册的英文名字是Lin Phyllis Whei-Yin。但是她仍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 林徽因掌握了西方舞台美术设计的创作方法后，骨子里天马行空的创作思维，在舞台美术及其他视觉艺术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据说，她曾为百老汇的演出设计过舞台效果，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九二八年三月，她与梁思成的婚礼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举行，因不甘心受缚于传统的中式礼服，便以构思舞台服装的想象力，为自己设计了一套中西结合的“东方式”结婚礼服，轰动一时，引起加拿大新闻记者的极大兴趣。 跨学科的攻研，使得林徽因领悟了各学科的“手绘表现”和“现场感”要领。这为她以后考察古迹现场时勘察、绘画打下了强有力的基础。林徽因的绘画作品大多以建筑水彩手稿为主，不再单一去表现建筑本身，而是加上周围环境和人物去展现建筑对实际生活的影响。 林徽因凭借对绘画艺术的体验，“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回国后，她尽心辅助梁思成，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整理上，从此，中国多了一位杰出的建筑大师，但少了一位绘画和舞美大师。即便这样，林徽因仍然挤出时间，撰写关于舞美的评论文章，如《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北平晨报》“剧刊”第二十二期），批评了当下戏剧舞美之不足。她还在一九三五年为天津南开新剧团公演的《财狂》一剧做舞美设计。此剧由张彭春和曹禺改编自莫里哀的《悭吝人》，张彭春导演、曹禺主演，演出之后反响极大，著名作家、当时的观者萧乾曾这样描述说： ……许多观众是乘当日火车由各地迢迢赶来的，是这样踊跃，在开场前一小时便将座位占满 。…… 演出如此受欢迎，除编导者是极富号召的戏剧家外，林徽因的舞美设计也是其中*大的看点，这实在是因为林徽因太喜爱美术了。她操刀舞美，为演出增色不少。她结合编导对剧本的中式处理，设计了独特风格的中式走廊和楼阁的组合，“这在当时是别具一格极为新颖的”。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林徽因在《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发表了自己的唯一译作《夜莺与玫瑰》，同时还为这本增刊设计了封面。林徽因的“全部图案可以代表四个要素：一、正义；二、光明；三、和平；四、永久”。设计用黑白图案，主题是钟楼，大约是“暮鼓晨钟”的意思，意味着“光明将驱散黑暗”；钟楼下面是荡着涟漪的水面，宁静而安详；钟楼的上方是和平鸽，寓意为“和平与希望”；水岸边是一层层树林，树林后面一轮太阳正在升起。晨报本身取义“一日之计在于晨”，钟楼是中国元素，和平鸽和太阳是国际通用元素，都是比较讨巧的。所以，晨报增刊的编后语《感谢》还特意指出： （林徽因）美术、文学的造诣很深，封面图案和《夜莺与玫瑰》一篇译作，虽不能代表女士的全部学识，也可以看出女士的天才几分。 一九二九年，张学良倡议设计东北大学校徽，林徽因积极响应，她把具有东北特点的“白山黑水”设计进图案。首先以东北地域文化的特征入画，将校徽设计成圆形图案，在中心圆内的花朵上书有东北大学校训“知行合一”，圆外上半部为环形半圆体，正面有八卦中艮卦符号，两侧分别书“东北大学”校名，大篆字体，是东三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前身）委员长金梁的墨迹；圆下方嵌入“白山黑水”图案，图案两侧绘有动物，左虎右龙，反映了东北虎的雄姿和黑龙江龙的神态。林徽因的这一美术设计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中标和四百元大洋的奖励。据说把东北称为“白山黑水”，就是林徽因在设计里提出后才传遍全国的。 林徽因多才多艺，还擅长绘画。从《文学》杂志的封面和《大公报》副刊“小公园”报头的两幅设计绘图来看，她的美术才华与文学才华一样，中西文化在她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融合。林徽因的绘画作品留存下来虽然不多，但是她的美术才能后来在设计和建筑艺术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一九五一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抢救景泰蓝的工艺美术小组，这个缘分的起源来自于在北京海王村旧古玩摊的一只景泰蓝花瓶。他们俩人在路过一个摊铺时被一个花瓶所吸引，摊主见他们很喜欢，便说：“二位先生还是有眼力的，这是正宗景泰蓝，别处你见不到了。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算是快绝根了。”摊主的话说得有点过，可引起了他俩对景泰蓝的关注，当时的景泰蓝作坊，大的不过二三十人，小的只有两三人，工人多在低矮、昏暗的作坊里从事手工操作。经过多次走访调研，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成立清华大学营建系美术小组，抢救景泰蓝工艺。 一九五二年十月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各国代表收到了一批特别的礼物——以中国传统艺术为灵感设计的台灯。在这些台灯上，色彩不同的珐琅釉呈现着光滑的图案花纹，有的是汉代刻玉纹样，有的是宋锦草纹，还有的是明清彩瓷。当时主持设计工作的便是林徽因。她说： 我们选定了北京的手工艺品作为礼物，也是有原因的。中国工艺的卓越的“功夫”，在世界上古今著名。 林徽因所说的这“卓越的功夫”之一，就是景泰蓝。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院长常沙娜自十二岁起随父临摹敦煌壁画，展露出过人的艺术才华，后赴美留学，归国后在林徽因的指点下涉足工艺美学。 一次，在亚太和平会议上，有人提议，盘子装饰用毕加索的和平鸽。林徽因却明确反对，要求学生们从敦煌壁画寻找鸽子的形象，不必照着西方画家，更不必搬弄毕加索。常沙娜说： 一次，在亚太和平会议上，有人提议，盘子装饰用毕加索的和平鸽。林徽因却明确反对，要求学生们从敦煌壁画寻找鸽子的形象，不必照着西方画家，更不必搬弄毕加索。常沙娜说： 林徽因先生引导着我，要把敦煌的图案运用到现代的生活、现代的工艺，对我的设计观念影响很大。 一九四九年，林徽因参与设计新中国的国徽。清华国徽设计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主要是林徽因，国徽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回忆道： 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八号家中召集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一同开会，组成国徽设计小组。……林徽因先生首先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去画天安门，她要我去系里资料室找出以前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天安门的实测图作参考。……林徽因先生提出了“国徽”和“商标”区别问题，进行讨论。林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国家的“国徽”和家族“族徽”以及一些商品的“商标”，作了分析比较，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梁先生也阐述了自己对国徽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日下午，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国徽审查会议。周恩来总理和到会成员对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两家提出的方案进行了审议，*后，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第二图当选。在这庄严的时刻，受特邀出席大会的林徽因泪花簌簌、兴奋不已。 国徽设计是林徽因的事业顶峰。作为一个美国教育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个连清华大学正式编制都没有的人，林徽因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在设计方面无以伦比的智慧和创造。 一九五二年，梁思成、刘开渠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抱病参加设计工作，与助手关肇邺一起，经过认真推敲、反复研究，终于完成了须弥座的图案设计，为其创意设计了花环浮雕的图案。林徽因认为盛唐文化是我国历史上的华彩乐章，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同样的人文主义特征。若能彰显当代的民族风格，运用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配以牡丹、荷花和菊花为装饰，可以代表高贵、纯洁和坚韧。由这样创意设计出的浮雕纹饰组成的须弥座，将纪念碑衬托得更为华美和昂扬，表达了人民对英雄的歌颂和怀念。而她当年在对国徽的设计时，则有其独特的见解：坚持采用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传统喜爱的金红两色作为基本色，不仅象征吉庆，而且醒目大方、庄严富丽，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林徽因才华横溢，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余，也从事文学创作。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双全而闻名。由于徐志摩的文学引领，她写得一手音韵极美的新诗。以她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流文化学者，而她就是这个高级文化沙龙的女主人。 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糅合得浑然一体。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古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而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诸如《深笑》一诗中，她就以古塔檐边无数风铃转动的声音，比喻笑声的清脆悦耳、直上云天，既贴切，又新颖，别具一格。由于林徽因兼通文理，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都显露出惊人的才华，所以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就享有“一代才女”的美誉。 林徽因在小说创作中，借鉴了绘画的技巧，运用对随意自然的线条轮廓的描画，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人物形象的美好画面。*突出的线条美当属《模影零篇》中的《钟绿》，它讲诉了叙述者所见的一生中真正的美人钟绿。小说中通过他人之口讲述钟绿形象的画面： 一间屋子里，高高低低地点了好几根蜡烛；各处射着影子，当中一张桌子上面，默默地立着那么一个钟绿，美到令人不敢相信的中世纪的小尼姑，眼微微的垂下，手中高高擎起一枝点亮的长烛…… 人们读罢这段文字，脑海中马上呈现了一幅静穆、柔和又有着忧郁的美人图，她空灵而又神圣。再如，她笔下的“俄国村姑像”，包着三角头巾的钟绿在风雨中听到同学喊声后，“她居然在雨中回过头来一望，仰着脸微微一笑，露出一排贝壳似的牙齿”。简单几笔勾勒，又变成了一幅纯真质朴而又动态的美女图画。 林徽因自然的线条美感不止于描摹人物，在景物的绘画中也尤为明显。如在《模影零篇》的《吉公》中： 在这个时候，火似的太阳总显得十分寂寞，无意义地罩着一个两个空院；一处两处洗晒的衣裳；刚开过饭的厨房；或无人用的水缸。在清静中，喜鹊大胆地飞到地面上，像人似的来回走路，寻觅零食，花猫黄狗全都蜷成一团，在门槛旁把头睡扁了似的不管事。 没有太多修饰的词语，只用纤细的线条，便将午后的闲适、安逸的院落画景展现了出来。再如《九十九度中》： 喜棚底下圆桌面就有七八张，方凳更是成叠地堆在一边；几 个夫役持着鸡毛帚，忙了半早上才排好五桌。天热得厉害，苍蝇是免不了多，点心干果都不敢先往桌子上摆。冰化得也快，篓子底下冰水化了满地！ 林徽因用简单却细致的线条描绘出了一幅忙碌、忙乱的寿宴准备图。 色彩是绘画中*能引起人感官震动的传达方式。色彩明度相差太大，或色相差别太多的两种颜色放在一起，会给人强烈刺激的视觉效果。在林徽因的小说中，这种“撞色”手法的运用配以明艳的色彩，使画面的悲剧效果得到强化。如《绣绣》中，“这些年了, 我仍能见到绣绣的两条发辫系着大红绒绳，睁着亮亮的眼”与“我看到我的小朋友脸色苍白地在一张木床上呻吟着”进行对比，扎着大红绒绳的绣绣清秀动人，处于美好年华的系着“大红”绒绳的绣绣与日后饱受病痛折磨的“苍白”的绣绣进行前后对照的描写，将绣绣的悲剧命运烘托得更加震撼人心。林徽因用画家的眼睛，用色彩、线条描绘人物，用鲜明的色彩和唯美的图画反衬人物的悲剧命运，在画面和情调上达到了和谐统一，给读者留下深刻的感知记忆。 林徽因长相清秀、思想深邃，秀外慧中、多才多艺而受人敬慕。她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谛，英文水平极佳。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在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跨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东西方文化的贯通，才是她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 一个中西文化融合造就的“文化林徽因”，你是“人间四月天”！